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共享评估指标体系研究 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共享评估指标体系研究1绪论1.1研究背景与意义1.1.1研究背景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不稳定因素使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形势严峻复杂。随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共享评估指标体系研究 ,供大家参考。
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共享评估指标体系研究
1绪论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研究背景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不稳定因素使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形势严峻复杂。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镇承载了更多的社会治理任务。但是近年来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领域出现了与经济发展速度不同步的现象，诸多社会治理失效现象已经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同时，随着具有政府责任，社会协调和公众参与的多主体机构的社会治理体系的不断深化，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提高党委领导，政府责任，民主协商，社会协调，公众参与，法治保护和科学技术支持的社会治理体系”社会治理的总体要求，进一步提出了“建设性社会治理的总体目标”。党长期执政，科学执政，依法执政，民主执政的基础是社会基层。加强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共享能力是维护社会稳定和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方面。坚持和完善城市基层社会共建，治理共享的社会治理体系，提高城市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是维护社会稳定和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必须认真研究。基层人民如何共享治理成果，以及成果共享的水平也逐渐进入公众视野，成为研究的重点。因此，基于对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以及基层人民对治理成果共享水平的研究，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共享以及共享评估指标呼之而出，并成为当前课题研究的主要问题。
在新时期城乡融合发展进程的推进与城市多元主体的基层社会治理机制不断深入的背景之下，延伸多元主体的基层社会治理内涵，巩固当前阶段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成果，是拓展社会治理格局的需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在2013年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在当前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基础上强调为了“促进城乡群众发展”，治理中的基层治理和自我管理已成为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开端。在2015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中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构建社会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结构”。进一步上升为“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模式”；在2019年举行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围绕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步伐，提升了城市基层社会1治理水平，正式提出了完善共同建设、共同治理、共享治理的社会治理政策，从而开辟了新时期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新格局。在拟议的共建与共建社会治理体系中，共建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共治是社会治理的关键，共享是社会治理的目标。
共享是基层人民共同享有社会治理的结果，是社会治理共同体中“人人享有”的重要体现。围绕共享原则，地方政府纷纷开启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共享的伟大实践：2013年，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通过楼栋长、信息员、保洁员的配备让基层人民共享社会治理共同体带来的环境改善；2018年，广东省在广州、汕尾等地开展“创新城乡社区治理”试点工作，通过向科技借力与文化共融的方式实现外地居民与本土居民共享治理共同体的成果……在治理共同体共享原则之下，通过创新模式与丰富手段，城市基层人民能够享受到治理共同体带来的生活改善与文化提升。但是，各地人民对社会治理成果共享的水平以及所获得的效应有所不同，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中提出的涉及“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等内容的治理体系需要与之相适应的评估体系，因此，构建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共享评估指标体系成为新时期社会治理共同体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又一亟待解决的问题。
1.1.2研究意义
共享的原则要求我们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积极响应服务需求的趋势，服务资源的多元化发展，促进基层各种资源的下沉，无缝扩展和升级服务平台。满足服务需求，注重服务准确性，全面运用信息技术，如公法服务智能一体机，提供更准确的服务，更好地满足群众的个性化服务需求，实现治理结果的共享。研究中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共享评价指标体系具有理论和现实两种层面的意义：
首先在理论意义上，通过城市基层治理共享评价的指标确定与体系构建，一方面依托社会学、管理学以及经济学等众多学科理论，并以此为导向，补充城市基层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的评价体系，丰富治理共同体的理论内容；另一方面还可通过城市基层社会共享评价指标的选择与确立，初步构建关于我国基层社会治理评估的多维立体结构，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进程，完善在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下的关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理论，成为组成社会主义制度的一部分。随着“四个全面”和“十三五规划”的推进，以及十九大对社会治理共建共治共享的定位，基层治理的议题逐渐受到重视，解决好城市基层社区的治理问题，为国家治理提2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将政府治理落实到“最后一公里”，为社会治理提供典范效应。
其次在实践意义上，本文通过运用文献法与调查法，以城市地区基层社会治理中共享发展现状为例，一方面通过评估指标的选择以及评估体系的构建现状，分析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共享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基于共享评估体系的基础上提出针对性的优化策略，对于情况类似、规模相当地区的基层社会治理共享评估具有借鉴意义与实践价值。另一方面，通过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共享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可以促进城市在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时，重视“人人共享”的落实情况，对于推进国家治理的体系化建设，促进基层治理的现代化发展以及评判城市化进程中二元体制下的社会和谐稳定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1.2关键词解释
1.2.1基层社会治理
“基层社会治理”第一次出现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中，即“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其中，基层是指位居社会组织的最低一层，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最直接，而社会治理是主要侧重于主体行为对相关事务或行为规范进行管理以此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因此，基层社会治理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为实现区域内公共利益最大化而对处于社会组织最低一层实施的相关事务或行为规范等的管理[1]。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基层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民生矛盾的所在地，因此成为治国安邦的重点对象。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期的背景之下，基层社会治理被时代赋予了新的价值与意义。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基层社会治理需要改进方式方法，激发组织活力，创新治理途径与化解社会矛盾，这一指导意见的提出，标志着我国社会治理在理论与实践上的新突破。
中国的基层社会治理一般分为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和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从名称上看，这两种基层社会治理的治理范围是不同的。在城镇化的背景下，由于其相对先进的治理理念，城市基层治理的发展速度快于农村地区。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城乡边界逐渐模糊，城乡一体化发展态势已成主流。特别是对于离开土地的农民，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正在不断接近城市生活。在这些地区，可3以非常有效地推广一些城市基层治理的思想，例如基于社区化的治理方式将农村部分地区分类、分区进行治理，以期达到基层治理的目标。
1.2.2共建共治共享
党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共建共治共享是新时期社会协同与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简化。共建即纳入社会各种力量投入到共同参与社会建设的过程中；共治是社会成员行使参与权并投入到社会治理的共同目标中；共享即共建共治的参与主体对建设与治理成果的分享，即多元主体共同拥有对基层治理物质和信息的使用权和知情权。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共建是基础，共治是关键，而共享则是最终目标。
共享作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目标，其提出反应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取得一系列治理成效的后惠及的主体不全面的事实，城乡、区域与群体之间的共享存在着一定的区别，这种区别对社会治理产生了相对较大的隐患，因此，社会治理共享原则应势而生。社会治理共享要求社会治理取得的成果公平公正的惠及到每一个社会成员中，并通过共享反作用于社会治理，从而激励社会成员主动积极的参与到社会治理共建和共治的过程中。共享体现的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伟大目标以及执政为民的理念，是直击社会成员最真切利益问题的解决途径。
1.2.3基层社会治理共享评估指标体系
评估指标体系是指由表征评估对象各方面特性及其相互联系的多个指标，所构成的具有内在结构的有机整体[2]，基层社会治理共享评估指标体系，则是基于基层社会治理共享成果所构建的纳入评估对象等多个指标的有机体系，主要包括评估目标、评估主体、评估内容与指标体系等组成要求。评估目标即是评估指标体系的对象，即专门针对基层社会治理共享所开展的一系列评估过程；评估主体主要是基层社会治理共享成果的参与者，包括共享成果的实施者与共享成果的享受者；评估内容是确定评估指标的重要因素，根据基层社会治理共享成果的分布，指标一般包括定性指标与定量指标，定性指标如社会治理共享成果的总量，无法通过直接量化获取，定量指标如享受社会治理成果的人数，是可以直接量化的指标；评估体系是在确定指标的基础上，形成的关于基层社会治理共享评估的指标体系，该体系包含了基层社会治理共享的评估目标、评估主体、评估内容与指标4体系等全部内容。
（区别评估体系和评估指标体系，指标体系更多地在指标要素方面）
1.3文献综述
1.3.1国外研究状况
世界上很多国家在选择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时，在行政主导型管理模式、自治型管理模式和混合型管理模式这三种管理模式中，人们多倾向于选择混合型的管理模式和自治型的管理模式，这两种管理模式也带来了颇让人满意的管理成效[3]。究其原因，首先，在这两种模式中政府都在顺应全球化、信息化及人口老龄化等形势发展变化下，积极主动地寻求政府改革。其次，健全的法制体系、发展完善的市场机制以及成熟的社会组织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在国外的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1）关于基层治理评价方法的研究
国外对于基层治理评价方法的研究，主要是基于社会治理的公共管理理论去对基层治理效果展开体系化研究的过程。学者Nonaka（1991）[3]提出在社会公共治理中，社会知识共享是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的相互转化，因此对于社会治理中呈现出来的知识共享评价机制，应该从社会化、外化、综合化、内化这四个循环过程进行生命周期评估。国外在基层治理评价方法的研究上主要包括以MaryAnn（2003）[5]为代表的社会准备说，该常说在阐述社区基本的项目计划准备实施基础上，提出了社区准备理论的早期模型构建，即对社区治理准备就绪程度的测量。Chao-MinChiu（2006）[6]提出社会治理评价应该立足于社会资本理论与社会认知理论的主要观点，从治理结构、治理关系、治理认知与治理期望四个维度展开。美国学者Blackley（2016）[7]通过对美国品质生活型、高端身份型和治安保卫型三种社区治理过程中的效果研究，提出不同类型社区治理在精神层面、物资层面的治理效果评价方法。
（2）关于社会治理模型构建的研究
国外学者在进行社会治理的论证时，常常依据构造模型的方式使分析结论更加科学准确。Edwards（2000）[8]在社会准备学基础之上，提出了社会准备理论模型，该模型囊括了感知程度、努力程度、认同程度、治理水平、投入程度与凝5聚力状况等六大评估指标，构建了社会治理过程中社会项目准备的评估指标体系，这一体系重点突出了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评价维度。RuiN（2017）[9]主要运用TOPSIS模型进行分析，对中国29个省市当前社会治理水平进行了研究，并依此构建包括社会保障治理、社会安全治理、公共服务治理和社会参与治理在内的社会治理评价指标体系。
（3）关于社会治理共享评估指标体系的研究
WesleyShu（2009）[9]基于理性行为理论，立足于社会治理过程中在知识共享方面的预期回报、社会自尊、共享态度等因素，构建了社会知识共享评估体系。Adhikari和Goldey（2011）[11]基于社会治理中的社会资本两面性问题，强调社会资本对社会治理过程中产生的绩效，并在治理的可持续性上提出个人或社会目标的能力、范围、强度与广度等因素构成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华盛顿大学社会学教授McKenzie（2017）[12]基于大量一手统计数据，对大城市社区发展历史中呈现出的变迁展开研究，基于此以城市基建、交通运输、市政管理为评价方向，尝试以某种客观且可验证的方式构建城市社会治理的公共服务评估指标体系。
1.3.2国内研究状况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理念,是十八大以来党和全国人民在探索社会治理过程中的集体智慧结晶,既是对我国过去五年来社会治理实践经验的总结,更是对社会治理未来发展的目标要求,集中体现了以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为核心的中心思想。
（1）关于共享治理理念的研究
共建共治共享理念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并且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上正式列为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目标，共享作为社会治理发展的目标，我国学者对于共享治理理念的研究也较为丰富。林闽钢，尹航（2017）[13]提出了“社区共享”理念，其认为社区治理的要义在于建立和谐的社区共同体，以多元共治为目标，构建社区共享体制机制，强调以社区的行政互动为根本实施社区联动的2.0版本，从而进一步提高我国社区治理和社区服务的水平，进而达到提升社区居民的归属感与认同感的目的。江国华，刘文君（2018）[14]则运用社会主义价值共享理论从学理上对共享治理理念的意蕴内涵进行了解读，指出共享的主体是全体人民，共享的对象是社会治理成果，首要目标是“均衡享有”。马海韵（2018）[15]则从6社会治理创新的视角对共享治理理念进行了解读，他认为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和理念是我国社区政治民主方式的表现形式之一，以及我国的实现途径，他有力的拓宽了我国共产党的执法合法性资源，明确了多元治理主体的权责关系。颜克高，任彬彬[16]从社会发展的结构性视角出发，提出了构建我国创新型社会治理以及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在推进的探索路径，它从价值结构以及路径三个不同的角度进行出发，认为我国打造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需要以利益分配结构改进为突破口，实现从群体利益分化到公众共享社会福利的转变。
（2）关于优化共享治理路径的研究
陈晓春，肖雪（2018）[14]通过研究发现，我国的行政治理体系经过了多方面的变化，从过去的由行政主导为主，逐渐转向社区自治以及多元共治，这三个层面导致了我国目前需要开展以社区治理共享为主要导向的社区共同体。我国应以共享治理理念为出发打造社区共同依赖的共同体，加强社区人民的责任意识以及互联互通意识的构建，认识到社区互惠的重要性，并且从法律上规范社区主体的主体关系，进而打造一支专业化智能化规模化的团队推进，从而立定全责合理的专业化智能社区管理团队。张国磊，张新文（2018）[17]提出要实现共享社会治理目标，需要政府由过去的权威管控与维稳过渡到共享发展与主动回应，其手段一方面是通过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加强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共享，实现公共服务的多元化供给；另一方面则要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在基层治理评价体系中纳入惠民指标。王连斌（2016）[19]提出，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离不开党的领导。社区、社会组织和社工，是社会治理中最基础的元素。在基层建设中要以党建为引领，以人民为中心，以“党建带社建”，建好社会组织、社会工作室和社区便民服务中心等“三大”服务平台，培育好专业队伍、志愿者队伍和社会工作者“三支”主力队伍。通过统筹政府、社会和各方力量，形成协同效应，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
（3）关于基层社会治理评估指标体系的研究
史云贵，孙宇辰[20]重点探究了我国农村的社会评价指标体系，认为该指标体系应该包括分值的量化，评价主体的确定，评价方法的确定以及评价程序的流程4个方面，并且应该配合专业的科学操作来更好的推进我国的美丽乡村的建设。张爽[21]重点探究了在南水北调过程当中的河南省村民的集中拆迁安置满意度工作此分析法选取了包括村民满意度，生活稳定性，物价水平，变动人口计生保障等各个维度的30项指标，针对千亿水库居民的安置情况进行打分，发现设计的评估指标体系，能够较好的反映居民的真实生存状况，并且认为这一评估指标体系对于评估政府其他行政行为的结果好坏也具有较强的参考意义。汪世荣[22]和郑蓉[23]则分别从“枫桥经验”和基层社区实际操作方面进行了社会治理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汪世荣[22]认为基层治理能力的提升，关键在于基层治理能力的权力监督和约束。他基于“枫桥经验”探究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权利约束，探讨了在社会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当中的权利与法制之间的相互协调和配合关系。郑蓉[23]则针对基层社区治理进行了现代化治理能力评价体系的构建，他将人民公众的满意度以及社区满意度作为第三方评价指标当中最重要的环节分别从组织内容，社区操作方式以及数据分析等方面，分析了社区人民的满意度的影响因素，构建了由第三方模式形成的社区治理评估指标体系。
1.3.3国内外研究评价
由于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不同，西方对社会治理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现代城市的出现阶段，无论从研究的广度还是深度都远超中国。尽管学派林立、理论纷呈，但对社会、社会治理目的和主要内容认识基本一致，认为社会就是相对于政府、国家的公民自治体系；认为社会治理模式研究就是研究社会的运行状态模式，研究解决社会问题和社会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社会治理的内容则以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安定、整合社会利益和价值、追求社会和谐为主，相对于基层治理评价方法与指标体系研究虽然较多，但主要集中于社会基层治理的整体效果评估过程，而没有突出社会治理的“共享”指标体系[23]。国内学者普遍认为社区治理关键在于协调政府、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等各方力量共同参与，施行即“三社联动”机制[23]。而国内学者对共建共治共享理念的研究较为深入，在讨论社会治理共享方面,是从某一层次、某一维度、某一环境下对社会共享治理提出的理念，虽各有侧重但仍不全面。关于社会治理共享评估的指标体系研究较少，尤其是对选定某一地点实地调查进行实证研究的更是少之又少的，陷入了单纯的评估指标体系构建与应用研究的思路中去，从而忽视了对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共享评估指标体系的整体现况考察，以及共享评估指标体系存在的问题分析。
有鉴于此，本文立足于当前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评估指标体系的发展现状，归纳总结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与相关原因，提出针对性的优化意见，从而完善对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共享评估指标体系发展水平的综合研究。并通过对沈阳市的发展数据进行具体掌握，将优化构建的指标体系进行评估应用。
1.4研究内容与方法
1.4.1研究内容
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集中于当前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共享评估指标体系，因此，研究内容围绕此进行，主要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通过对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共享评估的研究背景、意义进行分析，引出研究的价值所在，并在此基础上，介绍本研究涉及的基层社会治理、共建共治共享与基层社会治理共享评估指标体系概念界定。此外，对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做一个总括性阐述。
二是对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共享评估的理论基础进行研究，主要包括国内外研究现状与相关理论基础两个方面。这一研究内容主要是基于当前国内与国外研究深度与广度进行，结合社会学与管理学的理论基础，提出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共享评估指标体系研究的不完善之处以及本研究的价值所在。
三是对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共享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分为评估目标、评估主体、评估内容与指标体系等，通过围绕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共享为主题，开展指标的设计、指标的筛选、指标的确量以及可靠性分析，从而构建精准而明晰的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共享评估指标体系。
四是对构建的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共享评估指标体系展开应用，并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基于构建的社会治理共享评估指标体系存在的问题与原因分析，针对性的提出相应的优化策略与建设性意见，为推进国家治理的体系化建设，促进基层治理的现代化发展提供参考。
1.4.2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1）研究方法
①文献法
文献法是通过各种途径对论文议题进行资源查找与文献搜索的方法。本研究在写作过程中，通过图书馆、上网等方式对有关基层社会治理共享与评估指标体系的信息进行收集与整理，从实体书籍、网络学术中心得到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共享评估指标体系的研究文献综述与相关理论基础。
②调查法
调查法是利用问卷、面访或网联等形式获得一手信息资源的从而了解研究主题的一种方法。本研究在开展过程中，通过制作与派发调查问卷、走访基层社区进行访谈等方式，得到关于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共享评估指标体系的一系列现状与问题，从而为城市共享评估指标体系的优化策略提供可靠的信息保障。
（2）技术路线
技术路线图是根据论文内容画出的，这张图中要有研究思路、内容、方法（没有体现方法的不能叫“技术”路线），要反映出在哪些研究内容和步骤中用了哪些方法
理论基础和概念分析
理论分析法
文献收集法
指标设计
理论分析法
指标筛选
理论分析法
频度分析法
指标确定
隶属度分析
相关性分析
影响因素分析
获得感不强
幸福感不强
对策措施
网格化管理模式
科学技术支撑
社会全方面参与
安全感不强
层次分析法
德尔菲法
文献统计法
专家咨询法
112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共享指标的理论基础和价值取向
2.1治理理论
治理理论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源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当时各国的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学科的学者对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意识形态变化情况十分关注，并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分析。学者结合自身的发展实际，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认为当下阶段全球的社会变化和经济发展方式趋向主体多元化，发现传统的“强势政府、弱势公民”的管理局面正在发生改变，这将导致政府管理的低效率，并且不可避免地出现许多新的缺陷。这就意味着，由政府完全主导社会管理的时代已经过去，国家的管理趋向主体多元化的分权制，即政府不再是治理的唯一主体，而成为了服务于民的参与主体之一，其宗旨也由“管理”转向了“服务”。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政府的职责也相应地发生了改变，人们在满足生活需求的同时对政府管理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公众开始逐渐意识到社会的高效治理不仅需要政府带有强制性质的手段，还需要联系社会的经济发展产物，加入新的理念、新的技术、新的工具。因此，社会治理的范式不再需要传统意义上的政府与社会的对立关系，而是开创了新的政府与社会合作的治理范式。综上所述，治理理论是对传统政府至上思想的转变，并要求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以服务社会公众为宗旨，使得政府跳出包揽一切管理事务的范围，积极与社会第三方组织机构和行为者合作，以增强社会的自主性，更好地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思想，提高社会治理的效率。自此，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开始形成以“治理”代替“管理”的新局面，治理理论开始盛行。
2.2新公共管理服务理论
新公共服务理论由美国公共管理学专家罗伯特·登哈特在反思新公共管理理论弊端的过程中产生的新学科。新公共服务理论认为，公共管理者的职责核心在于放权，即执行相关政策和制定相关规则时应当适当缩减对这些公共管理组织的管辖范围，使组织能够结合自身实力最大限度地发挥优势，同时认为在管理过程中应该特别注重人的发展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效率，对社会治理的评价也不应该单单从工作绩效出发，而是适当加入社会公众的意见以建议。
12新公共服务的理论基础包括民主公民权理论、社区与公民社会理论、组织人本理论与新公共行政和后现代公共行政。具体包含了七方面的内容，分别是：政府服务的对象是公民而非顾客；政府服务的中心内容是追求公共利益，进而增强公众信任度；行政官员的角色向企业家角色的转变，重视公民权利胜过重视企业家精神；行政责任要求思考要有战略性，行动要有民主性；行政领导模式是服务而非掌舵；重视人的发展而非生产效率。综上所述，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对传统公共管理理论的升华，是一种更加符合时代发展要求，注重民主价值、公共利益的新的一整套全新的行政管理发展架构的理论体系。
3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共享指标构建的目标与原则
3.1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共享指标构建的目标
3.1.1对城市基层社会共享治理的行为进行检查
基层社会治理是整个国家治理中最基础的内容，基层治理能力的强弱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的发展，而在城市化进程逐渐加快的当今社会，城市基层治理更是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在城乡融合的发展背景下，越来越多的社会生产力转移至了城市，使得城市在现代文明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已经成为了整体社会生产力的主要来源地和中心，并且在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趋势下，即将成为人类生活最主要的生产单元。
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外来务工人员向城市的转移，城市基层的就业的各种问题开始显露，现代化、城镇化带来的问题亟待解决。先后经历企业改制、职工下岗、再就业阶段的城市基层社会治理能力下降，治理的结果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公平的要求，民主化的水平日益降低，社会治理效率低下。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城市基层社会共享治理的生态发生了深刻改变，也为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建设带来了挑战。因此，本文对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共享的评估，能够对城市基层社会共享治理的行为进行检查，以期找出治理结果不能实现民主化的原因。
3.1.2对城市基层社会共享治理的主体进行规范
共享治理遵循的主旨在于社会公众的民主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强调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公众组织和第三方的力量，以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方式，结合自13身发展条件，适当借助政府的力量，形成一种公平公正的治理方式，构建社会参与度高的治理格局，促进社会公正的良性发展，使得治理成果在全社会范围内共享。在共享社会治理模式的具体实施过程中，社会治理的主体不再仅仅是政府及其相关部门，而是强调多元治理主体的共同参与，对于共享治理能力的考查，离不开对主体的明确与规范。
本文通过构建城市基层共享社会治理的评价指标体系，能够有效引导社会共享治理主体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向更“共享”的方向趋近，明确共享治理主体的行为职责，使其能够主动担起共享治理成果的责任，促进其治理行为的进一步优化，使城市基层政府社会治理共享进一步规范化、程序化和法制化，实现整个社会的公平公正、合理有序发展，从而提升城市基层政府社会治理共享能力。
3.1.3对城市基层社会共享治理的方法进行纠正
社会治理的重点在于基层治理，基层治理的好坏主要方面主要取决于基层治理能力，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强弱又在很大程度上却决于治理成果的共享水平。因此，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过程中，社会共享治理的主体除了明确职责、约束自身行为之外，还需要借助一定的社会治理规则和制度，掌握正确的方法，对具体的治理步骤及其带来的影响加以掌握。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避免社会公共冲突，防止城市基层政府“无序”治理的现象出现。建立统一的评价共享治理能力的指标，能促使城市基层政府正视其共享治理方法的缺陷，进行有针对性的查漏补缺。
同时，在对城市基层政府社会治理共享能力的评价中，以构建科学的指标体系来承载治理共享化理念，能够促进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推动城市基层政府社会治理共享能力的进一步提升。此外，还能科学地检测城市基层政府的社会治理水平，实现共享治理能力的提升,从而加快城市基层政府职能转变，有效降低社会风险。
3.2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共享指标构建的原则
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是一个复杂的治理体系，在共建共治共享的时代要求下，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同时也暴露了很多问题。本研究针对目前我国的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出现的不足，从政治学、管理学的角度出发，运用定量分析和定性14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试图构建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共享指标评估体系，以期对基层政府整体的社会治理能力进行分析，对其共享治理结果的能力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价。为使评价结果更加具有说服力，就需要有科学的理论指导、具体的数据记录，统一的评价标准，以此将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定义为科学性、系统性、可行性。
3.2.1科学性原则
科学是使研究结论具有信服力的首要因素，在构建指标体系的过程中，要始终遵循科学的原则。首先，要求使用文献资料法、专家咨询法确定初选指标，并且利用SPSS平台通过隶属度分析、相关性分析的方法进一步筛选指标，然后对建成的指标体系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来确定最终的指标体系。通过这样的方式保证构建共享评估指标体系的整个过程具有科学性，其次，指标的测度过程也要遵循科学的原则，即同一测度指标在统计方法、计算口径等方面应是一致的。在赋予指标权重、计算指标数据的过程中也要遵循科学的方法，使用科学的计量软件，并通过层次分析法确定每个指标的权重，同时，指标体系构建的每一个步骤都要符合科学规范。
3.2.2系统性原则
城市基层政府社会治理共享能力的定义中包含较多关键词，是一个相对复合的复杂概念。在具体指标的设计中，要将城市社会基层治理共享能力作为一级指标，将能够解释说明第一指标的关键词看作其子系统，即二级指标，再将二级指标通过具体的方式用数据进行体现，使构建的整个指标体系尽量的完整、平衡。此外，对于第二指标和第三指标选取的要素，要尽可能做到全面、系统，尽可能没有遗漏，使其能够充分说明研究内容，且各个指标之间的关系应做到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通过隶属度和相关性分析，若相关性太强可能会对评估结果产生影响，则需要删除隶属度较低的指标，避免指标出现重复，以实现城市基层政府社会治理共享能力的整体性功能最优。
3.2.3可行性原则
可行性即指标的选取和分析切实有效，构建评估指标体系的过程要从实际出发，以可以评价的指标为研究对象，收集可以在官方途径查阅到的数据。具体的15要求表现在，一方面，详细的二级、三级指标要具有实践可行性。在城乡融合发展的背景下，城市基层政府社会治理共享能力指标体系构建还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研究领域，国内还没有形成成熟的指标体系，这就使得本研究没有可以直接借鉴的研究成果，研究内容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因此在构建指标体系时，要充分结合自身的发展实际，阅读大量文献资料，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具体来说，在二级指标的制定中，要尽可能的选取维度来全面反映社会治理能力的高低，在三级指标的选取过程中，要以能够反映第二指标的关键性的指标，并且力求以最少的指标来反映最全面的情况。此外，二级指标要简明扼要，指标名称要通俗易懂，通过逻辑分析找到划分的依据，以此作为政策文本的支撑，三级指标还要保证数据的计算方便。
另一方面，选取的指标要具有现实可行性。在评价城市基层政府的社会治理共享能力高低时，二级、三级指标的可选范围很大，但是并非所有的具体指标都能够使用量化的方式进行测量，一些指标难以准确打分和不同的指标之间难以找到统一评估标准的情况时有发生。这就要求在具体指标的设定中，尽可能保证所选三级指标在评价过程中具有现实可行性，即要求所涉及数据相对容易收集、容易计算且来源真实可靠。为了使实验结论更加真实可信，指标体系的设计过程中应该尽可能选取定量指标，在同一纬度下不交叉选取定性、定量指标，以保证其现实可行性。
4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共享指标的构建
4.1指标设计
4.1.1指标的类型设置
指标类型的确定是指标的初步选择的第一步。首先，应明确设定主观和客观指标的问题。由于公众站在不同的角度，他们对政府的评估会有些不公平，影响评估的结果。但是，由于社会治理的最终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因此有必要注意公共层面的指标。为了减少错误，在设计特定指标时，应大量使用客观指标，并且应单独列出主观指标。
第二，设置确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的问题。定量指标可以直接反映社会治理16的有效性，并且在水平和垂直方向上比较容易。定性指标可以反映不同水平的社会治理能力的结果。本研究在指标设计中结合了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通过指标的无量纲化将定性指标转化为可量化的指标。
最后，设置前进和后退指标的问题很明显。为了评估社会治理能力，需要将其详细分为许多子系统。一些指标的值越大，越好，某些指标的值越小。因此，本研究将综合考虑正向指标和反向指标，以确保评估结果更加真实可靠。
4.1.2指标的获取方法
研究分析以前的研究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获得指标。根据实际情况，本研究将综合运用文献调查法和访谈法获得主要指标。
由于城市中没有基本的政府基本社会治理能力指标体系，因此本研究收集并参考了大量有关政府治理，政府绩效和政府能力的文献，并结合了国内治理措施的指标体系和国外的治理经验，另外，十九大报告的内容也标识了辅助指标。之后，咨询相关领域的专家和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确定具体指标，使指标能够尽可能全面地反映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水平和城市基层政府治理共享能力。
4.1.3指标的初步设计
社会治理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迅速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内容。良好的社会治理要求改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的基本生活，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改善生活的需要，以此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和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有一种被保障的意识，进而感到更加满足，幸福，幸福和安全。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的第八部分，“改善对民生的保护和改善，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中，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治理的七个方面，包括：优先发展教育，改善就业质量和人民收入水平，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坚决战胜贫困，实施健康的中国战略，营造共建共治的社会治理模式，有效维护国家利益安全性。
在公共选择理论，善政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指导下，结合中共十九大报告全文和现有研究成果，本研究综合了专家意见，以沈阳市为例，在相关领域中，确定“教育事业水平”、“就业收入水平”、“社会保障程度”、“居民的健康水平”、“公众满意度”等作为第二指标，“中小学师生比例”，“人均可支配收入”等三级指标，最终构建的城市基层政府社会治理共享能力指标体系由五项二级指标、18项具体指标组成。
1（1）教育事业发展
中国的自古以来不变的传统思想就是“爱其子，择师而教之”，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摆脱了贫困，已经开始追求精神世界的充实，大部分中国人抱着“再穷不能穷教育”的思想，为了让子女接受优质教育劳累奔波，教育事业的发展成为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教育事业的改革稳步推进，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明确提出“质量是教育的生命线，公平是教育的基准线”，表示要“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并在诸多政策文件中结合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实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教育事业发展做出了规划和部署。本文借鉴学者们的观点，认为对教育资源的评价可以从多个维度进行，包括：学前教育、高等教育、师资力量等等。
（2）就业收入水平
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就业就是最大的民生。就业问题正逐渐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基本途径和前提，也是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应坚持就业优先的战略，为此，特别强调要“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调节职能，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努力做到“使人人都有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实现更充分的高质量就业。
由北京师范大学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编写的《2011年中国劳动力市场研究报告》系国内首份以就业质量为侧重点的研究，其中以就业环境、就业能力、就业状况、劳动者报酬、社会保护、劳动关系等6个维度分析就业质量，具体展开了20个二级指标和50个三级指标，由此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就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本文从中获得启示，根据具体发展实际，将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GDP和登记失业率作为第三指标，以期研究就业收入水平。
（3）社会保障程度
社会保障是一种通过公共政策的方式对社会成员提供保护，包括经济补贴、医疗照顾等。社会保障制度最根本的目标是保障和改善民生，民生是随着国家的发展进步而不断发展的。其实质是追求社会公平，社会公平是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与共享的重要指标。十九大的报告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具体措施来改善社会保障体系，如“改善的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工人”，“改善统一的基本医疗1保险制度和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系统”，“改善系统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优惠待遇和安置”,“坚持房屋是用来居住的”等等。因此，本研究综合既有研究成果，结合城市基层政府社会治理的实际情况，选取了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社会福利收养单位数量、人均社会保障支出4个指标来衡量政府在社会保障的能力。
（4）居民健康水平
身体康健是公民享有其他社会福利的基础，居民的健康水平是展现基层政府社会治理成果的重要依据，是衡量一个地方社会进步程度的重要因素，也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为了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促进基层居民的身体健康，我国根据发展现状提出了健康中国战略。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主要内容包括保障药品安全、推进中医发展、提高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等内容。值得一提的是，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作出了全面部署，包括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支持社会办医等。本文综合既有研究成果，结合城乡融合背景和城市基层政府实际情况，选取了人均预期寿命、人口自然增长率、空气优良天数占比等具体指标。
（5）公民满意程度
城市基层政府的服务对象是公民大众，只有当基层政府社会治理共享水平能够满足公众需要，并被公众所接受、认可时，城市基层政府的社会治理共享能力才可能是高水平的。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一大特点就是积极倡导“公共责任”和“顾客至上”的理念，秉持服务于民的原则，将基层政府的行动目标定义为满足社会公众的切实意愿，追求最大程度的公众满意度。公民作为城市社会的基层群体，其满意程度很大方面决定了社会治理共享化的程度。研究基于我国城市基层的发展现状，从公众安全感、公众公平感、公众幸福感三个维度展开分析，对社会治理的共享能力进行深入探究。
4.2指标筛选
初选指标主要是通过文献调查法、专家咨询法获得，虽然首轮指标始终在公共选择理论、善治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指导下，按照十九大报告内容构建，完整性、逻辑性较强，但其实用性还需进一步确定。为此，我们需要对指标进行1筛选。本研究运用数据对初选指标进行隶属度分析、相关性分析，接着进行效度和信度检验，完成指标的筛选，力求指标体系更加科学合理。
4.2.1隶属度分析
隶属度即为元素属于某集合的程度，隶属度分析即根据已有的指标体系设计调查问卷，向相关对象征询意见，根据问卷调查结果进行指标的隶属度分析，删除隶属度低的指标，保留关键、有效的指标。本文将每个指标看做一个模糊合集，其中每个指标的总分数为50~250分之间，那么评估指标的隶属度为R=a/50，R的临界值为3，当指标的分值大于3时，就予以保留，当指标的分值小于3时就删除。根据计算结果，保留所有指标。
4.2.2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即通过隶属度分析淘汰部分指标之后，对剩余的评估指标进行交叉相关性分析。本研究将利用SPSS23.0中的Pearson双尾检验法。Pearson相关系数是假设随机变量
X、Y的联合分布是二维正态分布，Xi和
Yi分别为
n次独立观测值，进行计算分析，运算公式为：
??=??[?????(??)][?????(??)]√??(??)√??(??)∑????=1(???????)(???????)??22√∑????=1(???????)√∑??=1(???????)??
??=
??=∑????
??=1????=∑????
??=1可以证明，样本相关系数r为总体相关系数??的最大似然估计量。若相关系数绝对值在0.8到1.0之间表明，变量极强相关；在0.6到0.8之间表明，变量强相关；在0.4到0.6之间表明，变量中等程度相关；在0.2到0.4之间表明，变量弱相关；在0到0.2之间表明，变量极弱相关或无相关。若在-1到0之间，表明两个变量存在负相关。对各指标之间的相关系数进行计算，发现各指标之间的person系数均在0.7以上。因此，保留18个指标。
24.2.3信度和效度分析
信度即为可靠性，指的是采用同样的方法对同一对象重复测量时所得结果的一致性程度。效度即为有效性，指的是所测量的结果反映所想要考察内容的程度。本研究的信度分析利用SPSS23.0进行数据检验。通常认为，CronbachAlpha系数应该在0~1之间，如果量表的信度系数在0.7以上表示表的信度很好；如果在0.35~0.7之间表示信度较好。KMO统计量是取值在0和1之间，通常认为，0.9以上表示非常适合；0.8表示适合；0.7表示一般；0.6表示不太适合；0.5以下表示极不适合。
根据
SPSS23.0软件分析结果，各指标数据的Cronbach的Alpha系数为
0.767，KMO值为0.802，说明各级指标的信度与效度较合适，保留18个指标。
4.3指标确量
根据计算分析结果，确定本研究的评价指标，并采用层次分析法（AHP）进行权重分配，将所有指标按照最高层、中间层和最低层的形式排列出来，判断层次结构模型，在层次机构模型通过检验之后构造判断矩阵。
4.3.1层次分析法的原理与方法
层次分析法（AHP）是美国著名运筹学专家、匹兹堡大学教授萨蒂于20世纪中期提出的决策方法。层次分析法将复杂的问题分解为各种组织因素，根据优势关系将这些因素分为有序的层次结构，通过成对比较确定这些因素在层次结构中的相对重要性，然后将人的判断力进行整合。确定总体顺序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它具有适应性，简单性，实用性和系统性的优点。具体来说，它主要包括四个步骤：分解，判断，计算和综合。
4.3.2层次分析法的实证研究
首先，建立问题的层次结构，即以复杂的问题为决策目标，然后将决策目标分解为多层次的层次结构。这种等级结构具有以下特征：第一，主导地位。较高级别的目标或规则在较低级别的规则中起主导作用；第二个是层数不受限制。级别的数量不受限制，但是由于接下来两对比较的准确性和一致性，每个级别个数最好不超过9；第三是独立关系。指南的每一层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独立且互斥的，以便可以提高层次结构的抗干扰性和灵活性。即使其中一个准则失败，其他准则21仍然可以反映问题。
其次，构建判断层次模型。第一级是一级指标：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共享能力，第二级是第二级指标，第三级是第三级指标。此步骤主要使用比较方法，以成对的方式比较每个标准所主导的子标准，以确定每个子标准对标准的影响。
再次，从判断矩阵计算比较元素相对权重。具体为
???????????????=
???1????????=
????其中，CI为一致性指标，CR为一致性比例，RI为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值，根据表4-3-1查找得出。一般地，当CR<0.1时，判断指标的一致性是可以接受的。
表4-3-1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值
nRI102030.5840.9051.1261.2471.3281.4191.45最后，计算每层元素的总权重。为了获得相对于总目标的层次结构的每个级别中所有元素的相对权重，需要适当地组合上述计算结果，并进行总一致性检查以最终获得权重。，如表4-3-2所示。
表4-3-2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共享评估指标的权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三级指标
学前教育幼儿园入园率
教育事业发展
0.15中小学师生比
特殊教育事业经费支出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
登记失业率
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共享
就业收入水平
0.15劳动争议的案发率
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
社会保障水平
0.25失业保险人均支出
社会福利收养单位数量
22权重
0.030.040.040.040.040.040.030.040.060.060.06人均社会保障财政支出
人均预期寿命
居民健康水平
0.15人口自然增长率
空气优良天数占比
公众安全感
公众满意程度
0.3公众公平感
公众幸福感
0.070.050.050.050.10.10.15制约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共享的因素与解决措施
5.1制约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共享的因素
共享是共享发展成果，是共同治理与共享的目标，也是共同治理的结果。共享社会治理应该使人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本文提到的共享成果和获得感首先来自于物质满足;幸福感体现了精神上的愉悦;归根到底，安全感来自于对系统稳定的期望。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认为，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是建立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相应满足之上的。然而，从城市基层政府的社会治理现状来看，人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并不强。
5.1.1居民获得感不强
获得感是幸福和安全的基础。没有它，幸福和安全就无从谈起。获得首先来自物质上的满足，其次来自精神上的满足。根据公众满意度的维度,目前,公众的收益感不强,利益的分配是不公平的,不同的群体的公共服务是不平等的,和城乡一体化的机制尚未建立,这限制了改善城市基层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基尼系数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收入差距的重要指标。
可以看出，我国目前的收入差距仍然较大，三种分配方式的调控效果不明显，尤其是所得税，使得工薪阶层税负沉重。同时，利益补偿机制不健全，土地补偿和自然灾害补偿仍存在较大问题。此外，城乡一体化机制尚未建立，城乡居民之间的差异依然明显。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没有得到协调，子女的阅读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买房租房难，严重阻碍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同时，城乡基本公共服务23不平等，基础设施差距较大。以上因素都是造成居民缺乏获得感的因素。
5.1.2居民幸福感不强
幸福是社会发展的风向标。幸福感越强，市民对社会的满意度就越高。幸福来自于人们物质生活得到满足后内心的一种感觉。它受到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从城市基层政府社会治理的现状和市民的满意度来看，居民的幸福感也有待提高。
根据马斯洛的需要理论，人们在实现物质满足的条件下，会寻求更高层次的自我实现需要。居民幸福感不强，首先是社会保障覆盖面窄。从城市基层政府社会治理共享的现状来看，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覆盖率还没有达到全覆盖。即使是被保险人，按照现行政策，医疗保险的报销范围也不包括自费药品、床位费等，住院费用仍然较大。在退休或达到退休年龄后，每月的养老金只能保障基本生活，但对于不能自理或病情严重的患者，仍难以保障其生活。这大大降低了公民的幸福感。
5.1.3居民安全感不强
安全感是居民对安全稳定的渴望。马斯洛将安全需求视为两种人类需求，其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外部环境、个体因素等。与日常生活中提到的安全感不同，研究提到的安全感是指人们对于国家安全、人际关系安全、职业安全、生命与财产安全等方面所感受到的稳定程度。
通过对城市基层政府社会治理共享现状的分析可看出，目前城市居民的安全感不强，维护社会治理共享水平的投入不足。一方面，在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基层治理面向大众的方式还不能做到完美的转变，加之科学技术的高成本使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共享的成本大大增加，而政府投入的资金设备是有限的，不能进行全方面的覆盖；另一方面，互联网技术在带来便捷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具有普及率低、隐私保护不到位等问题，使得社会公众的参与程度不高、参与积极性不强，甚至对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丧失了信心。公民的安全感得不到满足，社会治理共享能力不可能达标。
245.2解决措施
5.2.1实施基于网格的管理，完善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
基于网格的管理方法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将城市基层社会一一划分为网格单元，并通过科学的信息技术进行管理。基于网格的社会管理方法通过使用科学信息技术极大地降低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成本。同时，通过将城市基层社会一一划分为网格单位，可以进行详细有效的管理，提高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效率。基于网格的社会治理方法的进步促进了党委，政府政策和居民诉求的上载和释放，有效地促进了城市基层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基于网格的社会治理方法更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是一项伟大的创新。要更加注重基层公共服务的改善，改善基层党政组织和社会组织的职能，有效克服传统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方式的弊端，大大改善城市基层社会的城市风貌。
在城市社区中，以居民区，分散的建筑物和行政单位为单位，在社区网格中确定单位网格长度，并明确网格长度的职责。根据实际需要，按照每个网格中一个或多个网格的标准，由负责基层社会保障维护的网格警察和提供城市基层社会服务的网格城市管理员以及负责城市基层社会服务的网络移民协调员妥善安置城市基层的移民。
同时，我们坚持科学地将城市基层社会管辖权划分为一个网络，将组织的触角充分延伸到管辖权的每个角落，消除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盲点。在现代城市地区，应以区政府为总体规划，以城市街道办事处为指导，充分发挥基层政府的自治作用。
5.2.2加强科学技术支撑，实现信息资源同步共享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治理理论应运而生。数字治理认为，政府通过数字化管理在内部和外部整合外部社会效益并提高内部运营效率。数字治理理论为基于网格的社会治理提供了理论支持。网格化社会治理必须基于信息化以及数字设备和系统。随着第三次革命的发生，互联网，信息化和网络化方法的发展在当前和未来的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角色不可替代。一方面，网格化社会治理要求对城市社会治理的治理网格单元进行明确划分，另一方面，它还包括内部网格之间，外部网格之间以及网格与网格之间的现代网络通信技术。25现代城市地区倡导的网格加网络社会治理实践是网络信息时代社会治理的内在要求。
在现代化的城市地区，我们必须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依靠信息技术来建立和试行“社区服务管理综合信息系统”，以形成将自我创新与我们社区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试点系统。符合自己的发展特点。社区服务管理综合信息系统模型，分为三个部分：“党建—综合治理—公共服务”；辐射“街道—社区—网格—建筑物—员工”五个管理级别，划分“人—户—事—事—行业”五个管理类别。同时要配备相关技术人员，主要负责用于维护信息系统。
通过网格和网络社会治理方面的多次主题培训，实时同步和信息共享，从底层到高层，即沿着网格—社区—街道—区域的路线。因此，在节省成本的前提下，可以大大提高启动和交付的速度，并可以提高网格和网络社会治理的效率。
5.2.3鼓励社会全方面参与，实现自我调节和居民自治
“治理”本身就是多元化的。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必须由党委，政府和社会多党参与。通过党的领导，政府领导，社会自律和居民自治，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总体上是良性循环。通过居民广泛参与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居民不仅可以发挥自治能力，还可以及时发现基层社会治理的不足和不足，并对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和治理主体进行监督。城市基层社会。
强调社会各方面的积极参与，是促进中国城市基层社会民主化进程的要求，也是分享治理成果的基础。它可以大大提高政策执行效率，减轻政府的压力。居民作为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对象，也是城市基层社会共享治理的主体。只有在居民的支持与配合下，才能培养居民的自治能力，实现社会协作治理，才能使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工作顺利进行。实现社会自我调节和居民自治是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效率的保证。
不断完善居民代表大会制度，必须坚持一次会议，一次政策的原则，完善不同会议，不同制度的机制，处理不同事务，妥善处理事务性质。在网格中，对不同类型的事务（“大事，小事，私人事”）进行优先排序并合理划分，并分析和解决特定问题。
积极组织居民参加各项志愿服务活动，开展弱势群体日托活动，定期开展各种文化体育活动，积极开展群众性的自治区社会文化体育活动和组织建设，鼓励26居民积极参与开展各种活动，增强居民的网格凝聚力。街道和社区应当积极组织社区中的大多数党员和志愿服务人员，以增加对城市基层社会弱势群体的照顾和服务。定期对老年人，留守儿童，贫困家庭等城市基层弱势群体开展救助活动，促进邻里互助，社区和谐建设。
6结语
社会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一个有机且协调的系统。它要求政府和社会组织以及个人和其他参与者相互协调与合作，共同努力满足居民不断增长的需求。城市基层共享社会治理主体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将不断收集的资源和现代技术手段转化为自身的可用动力，来澄清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认识当前的城市基层社会状况。有效地治理城市基层社会，形成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良性循环网络。长期以来，城市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建设是我们基层工作的重点。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基层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作用，并通过加强科技现代化，确保信息资源的同时共享。参与和实现社会自律和居民自治的途径，不断完善全市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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