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或文化)、民族、国家:离散与聚合9篇文明(或文化)、民族、国家:离散与聚合 汉文化在发展中形成的天下观和族群观中原汉族在看待边缘地带的民族时看重的是他们的文化动态取向忽视的是体质方面的差异对族际通婚没有采取歧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文明(或文化)、民族、国家:离散与聚合9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文明(或文化)、民族、国家:离散与聚合
汉文化在发展中形成的天下观和族群观中原汉族在看待边缘地带的民族时看重的是他们的文化动态取向忽视的是体质方面的差异对族际通婚没有采取歧视和排斥的态度而是采取宽容的态度再加上汉族在文化技术方面的先进吸引了许多少数民族与汉族通婚
影响和促成民族融合的相关因素及民族融合的
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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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和促成民族融合的相关因素及民族融合的途径众所周知,我国是以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之间关系几度风雨,民族融合的意义重大.现在社会上对民族问题的关注度很高，与此相关，有关民族融合的话题也就多了起来。虽然，“民族融合”不是个新词，甚至在我国还是个久经讨论的概念，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仍然是一个涉及政策和社会观念的重要问题.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历史以来，在中国古代文明滋生的这块东方沃土上，先后生息和居住过许多民族，一些民族消失了，另一些民族又勃然而兴起。伴随着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的多元起源与发展，以及统一、分裂、再统一的反复交替，古代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借鉴，促成了中国各民族共同的历史进步。但是，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讲，我国现代的以及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所有民族，其血统都不是纯而又纯的，都曾经经历过不同类型的融合与同化。各民族共祖同源和多源多流的亲密关系，在历史上曾起过维系民族团结的纽带作用。如今，我们所讲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基于长期交流与融合而形成的具有丰富内涵的联合共同体。（一）互补互惠的族际经济联系与民族融合经济关系是民族间的基本关系和必然联系，所以，历史上的民族融合，是要受经济发展规律支配的。在服从经济支配的前提下，民族融合自身也是有规律可循的。基于生态环境和社会传统的多样性，历史上我国各民族传统经济区域呈现为南北三个发展带和农耕、畜牧两个大的经济区。从南北方向看，秦岭－淮河以南是以汉族为主体经营的水田农业发展带，秦岭－淮河以北至秦长城是以汉族为主体经营的旱地农业发展带，而秦长城以北是历史上以北方民族为主体经营的游牧和狩猎经济发展带。从经济区来说，西部和西北部游牧民族活动的中心，是传统的畜牧经济区。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是发达的农耕经济区。不同的经济类型具有一定的互补性。一般而言，农
耕民族以种植业为主，兼养家畜，经济稳定，基本上能够满足自身的生活需要，但也向往游牧民族优质的畜产品。游牧民族在茫茫草原上放牧牛羊，畜群为主要的生产资料，产品相对单一，需要与农耕民族进行频繁的交换，换取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以补生活之需。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历史发展的任何时期，两大河中下游发达的农耕经济，一直对周边地区各族群起着凝聚和核心的作用，产生出很强的吸引力和“向心力”。这种农业文明蕴藏的力量，使许多进入汉区农业社会里的民族，不同程度地融入汉族之中。历史上，我国各民族间的经济交往是多层面、多途径的。总体而观，至少包括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官方层，如移民实边和屯垦、“马绢互市”和“茶马贸易”。第二个层次除了跨地区的民间贸易以外，更主要的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互助、互惠、互利。孝文帝建立北魏政权后，为了巩固统治，发展经济，增强国力，他顺应民族融合的发展趋势，模仿汉政权建立了封建政治制度，实行了三长制、均田制，改胡姓为汉姓，改胡服为汉服，提倡胡汉联姻。其中均田制的推行，使北方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有利于少数民族由游牧生活向农耕生活的转化，对民族融合产生了有力的促进作用。无论在任何时期，即使在分裂和战争年代，在这两个层面上互通有无的经济联系，也未曾中断过。这是汉族与各民族人民经济联系的纽带，也是各族间相互依存彼此融合的重要经济基础。（二）思想文化上的相互交融、认同与民族融合
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思想文化上的相互交融、认同，从来没有停止过。先秦时期，华夏文化自诞生之日起，就不断地辐射、膨胀，吸收新鲜血液，为秦汉“天下为一，万里同风”的大一统文化格局奠定了基础。自汉以后，儒、释、道相互融合，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力量。魏晋南北朝时期，游牧或半游半牧民族的“胡”文化与中原农耕民族的“汉”文化激荡交汇，在冲突中走向融合，在北方，史称“五胡”的匈奴、鲜卑、羯、氏、羌等塞外民族纷至沓来，在黄河流域建立了许多政权。这些民族政权，一
般不管哪个民族居统治地位，大都与汉族世族阶级相联合；同时，在政权的组合上又往往采取多种形式的联合。北方民族徙居中原，纷纷建立政权，一个最为直接的后果是：在中原地区形成了胡汉杂居的局面，为各民族的融合提供了先决条件。隋唐时期，统治者提倡“华夷一家”，为各民族文化的交融与渗透，提供了宽松融洽的气氛。宋辽夏金元时期，各民族文化又在震荡迭起的历史巨变中，经受了进一步的锻造。明清，中华文化系统内再次出现各民族文化整合的高潮。就这样，经过悠悠数千年的不断碰撞和交融，中华传统文化形成了一个多源汇聚的庞大体系。在这个兼收并蓄、兼容并包的思想文化体系中，大一统思想成为民族融合的精神动力，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理念和精神是民族融合的基础，中原文化与“四夷”文化的交融，是实现民族融合的途径。
考察中国古代史，虽然不乏征战、分裂的历史真实，虽然封建统治者多有“夷夏之别”的观念和大民族主义思想的桎梏，然而，“华夷一家”的大一统思想和中国文化中的“和”、“合”精神，一直是民族融合的精神动力。大一统思想萌芽、发展于先秦，在秦汉的政治实践中得到实现，经魏晋南北朝的正统之争，逐步实现南北文化思想的认同。之后，进入了大发展的时期，至清发展成为中华整体的观念。这种思想体系，表现在认识和处理民族关系上就是“华夷一统”、“华夷一家”、“夷夏一家”，体现在文化中就是“和”、“合”精神，具体又通过“怀柔”、“羁糜”等对边疆民族政策得到实践。它的推行，有利于冲破民族畛域，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融合。
理念和精神文化的融合，是民族融合的基础。理念的趋同使民族的心理素质走向一致，民族的认同感由此而产生。故作为意识形态的精神文化在民族融合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众所周知，我国的历朝统治者，都自视是作为文明标志的“礼”的承载者，负有对万民教化的责任。统治者通过官学、科举等制度，把自己的意识形态推广到各地各民族。
儒学在汉朝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宋朝以后，由于进一步系统化、世俗化、平民化，成为官民之间、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强大的整合力量。
（三）各民族迁徙杂居与民族融合中国各民族自身发展与彼此关系的日趋密切，与历史上的民族迁徙和人口流动密切相关。换言之，正是通过不同民族间的辗转流动与交错杂居局面的形成，才可能有经济文化的频繁交往和彼此感情的沟通，才可能有更为广泛的民族融合。所以，民族迁徙是影响民族融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国古代民族种类繁多，彼此间融合兼并，兴衰嬗变，有分有合，情况极为复杂。一般而言，汉族及其先民以黄河和长江为摇篮，崛起于中原大地，从很早的古代起，就向四方迁徙，波浪式地从点到线、从线到面，与周围各民族和睦相处。少数民族很早就散居四方，如春秋战国时期，东方九夷、南方苗蛮、西方氐羌、北方戎狄及东北肃镇等民族群体，竞相登上历史舞台，与汉族交往频繁。中国历史上的各民族，在空间上的变动表现为民族迁徙或民族分布，在时间上的变动则表现为民族的演变过程。而任何一个民族的聚合与离散，原因都是多方面的。譬如黄河上游的羌戎族群，自先秦两汉至唐宋，持续不断向东西南北四方扩散，既有来自羌戎各族群内部社会进化、拓展生存与发展空间的原因，也有来自外部，诸如来自中原王朝和汉族的渗透扩张以及来自北方各游牧民族不断南下所形成的巨大压力的因素。扩散的方式与途径，或逐水草而流动，或举族内迁，或拓土移民，或被他族掳去。所以，我们必须在多民族历史宏观进程的框架中，去把握历史上民族迁徙与民族融合的相互关系。
民族的分布与迁徙是一个异常复杂的动态演变过程。从民族关系史的视角而言，寇边与攘夷、内附与反叛、和亲与征讨、互市与封锁、怀柔与威服、相互安惠与兵戎相向，都是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冲突与聚合的不同表现形态。从民族历史发展的纵向上看，商周开拓边地，秦汉移民戍边，东晋五胡问鼎中原，南北朝隋唐民族大融合，五代
以降，契丹女真南下，蒙古族满族入主中原，以及因战争和各种社会、历史、自然因素的影响，致使各民族间的汇聚、分解、融合时有发生。正是因为这种动态的民族迁徙，总是不断地冲破民族界线，打破民族间的隔绝状态，为各民族深层次交往和真正的文化沟通，为各民族间的相互融合和同化创造了条件，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进程。
（四）族际通婚与民族融合从生物基础和血统上讲，由于族际通婚，世界上纯而又纯的民族是很少见的。所以，国际学术界常把族际通婚作为民族融合的一个重要指标。中国历史上族际通婚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汉文化在发展中形成的“天下观”和“族群观”，中原汉族在看待边缘地带的民族时，看重的是他们的“文化”动态取向，忽视的是体质方面的差异，对族际通婚没有采取歧视和排斥的态度，而是采取宽容的态度，再加上汉族在文化技术方面的先进，吸引了许多少数民族与汉族通婚。同时，无论哪一个王朝，一旦进入中原立足或成为统一中国的正统皇帝，为了得到各族民众的支持，都或早或迟地鼓励民族间的通婚。通婚是民族融合的一个重要方面。提到通婚，谁都会联想到历史上的和亲。和亲，作为中国历史上各民族、各政权首领间为平衡彼此政治关系而缔结的一种姻亲关系，从汉代绝唱昭君出塞，唐代文成公主入藏，到满洲贵族与蒙古王公联姻，不下数百例。在和亲过程中，战争与和平的交替，权谋与友谊的糅合，战争与爱情的冲突，汉风与番俗的差异，无数次扣响人们的心弦，酿就了太多的悲喜剧。就其历史作用，史家各有说道，但在以下两点人们的看法基本一致。
首先，和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化干戈为玉帛，避免民族冲突和战争，缓和民族矛盾，冲淡了民族偏见，增进了民族情感。如由于汉朝与匈奴的和亲的影响，至汉末魏初，入居塞内的匈奴人已有不少改姓刘，理由是从母姓。那时匈奴酋帅改姓刘的目的，是要改善自己的形象，以便在汉人中产生某种亲近感和感召力。
其次，有利于推动民族融合与同化。随着和亲的缔结，姻亲关系的确立，联姻双方即建立了翁婿、舅甥、兄弟关系，这不仅在血缘上加速了民族融合，同时，和亲过程中诸政权间建立的聘问、朝贡、馈赠、贺旦、互市等广泛交往，周边民族在潜移默化中，渐染华风，加速了汉化。尤其是质子，他们习汉语、汉文、汉仪，与汉族显宦名士交游，汉化速度最快。他们回本部后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
总之，无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现实需要上来讲．民族融合都是一种正面的概念和积极的因素。当前人们关注民族问题，谈论民族融合，我们没有理由反对。任何固化民族界限的主张和行为都是有违自然规律，也是不利于各民族发展进步的。
篇二：文明(或文化)、民族、国家:离散与聚合
文明与文化有何区别与联系经天纬地曰文，昭临四方曰明，观乎人文以成化天下。在对文明的研究中，对人类历史上和现当代存在的主要文明，学界基本上有一个共识，意见大体一致。国际学术界对文明的一个比较合理的共识是：至少有12个主要文明，其中7个文明已不复存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克里特文明、古典文明、拜占庭文明、中美洲文明、安第斯文明)，5个仍然存在(中国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一些学者还加上了东正教文明，作为区别于其母文明拜占庭文明和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独立文明。出于认识当代世界的目的，除上述6个文明之外，或许还应加上拉丁美洲文明，可能还有非洲文明。考古学历史学上所说的“文化”和“文明”这两个概念是有严格区别的（虽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可以把它们混用）。简单说来：“文化（culture）”是一个属于石器时代范畴的概念，用于专指石器时代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包括金石并用时代的原始部落人类遗迹，而“文明（civilization）”是属于青铜时代范畴的概念，专指人类进入青铜时代以后的国家阶段。其实，从“文化（culture）”和“文明（civilization）”这两个英文单词的词源上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两者的区别。“文化（culture）”这个单词的词根“cult-”的原始意义是“耕作”，这很清楚地表明了“文化”这个概念的本义是属于与“农耕”相联系的原始部落时
代的范畴的；而“文明（civilization）”这个单词的词根“civ-”的原始意义是“市民”，这也同样清晰的表明了“文明”这个概念的本义是属于与伴随着“市民”的出现而同时产生的“城市”及工商业相联系的青铜时代的范畴的。（城市city这个单词就是从词根“civ-”的变体“cit-”演绎而来的。）而“文明（civilization）”的几个主要特征：文字，金属冶炼术，城市国家（城邦），宗教礼仪，等等(雅斯贝尔的定义)，正是与工商业的出现密切相关的。要判定一个文明是否开始了，什么时候开始的，正是按照上述几个标准来核定的，而且是按照考古发现来核定的，而不是用什么神话传说，民间故事，野史杂书，或者是像什么《史记》之类的晚于考古年代两千年之后的所谓“历史纪录”来判定的。这是一个考古学历史学常识。文明是由文化组成，文化是单一的，文明是较高曾次的文化成果。比如古代中国，官僚文化，民间文化，市俗文化，建筑文化，军事，建筑物等等共同组成了农业文明。文化不是文明，比如战国时代，有儒家文化，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兵家，墨家等各有自己的文化，但当时没有成型的文化成果，只能称文化而没有文明文化与文明的概念与关系：（1）文化作为人类的知识体系，可以分为科学知识体系和非科学知识体系，两者都是很有用的，但前者可以跨越国界、世代相传，可以证实和证伪，人们自然会形成统一认识，而无须说服、宣传、灌输。非科学知识
则恰恰相反。（2）从时间上来看，文化的产生早于文明的产生，可以说，文明是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中形成的。在原始时代，只有文化，而没有文明，一般称原始时代的文化为“原始文化”，而不说“原始文明”。因此，学术界往往把文明看作是文化的最高形式或高等形式。（3）从空间上来看，文明没有明确的边界，它是跨民族的，跨国界的；而广义的文化泛指全人类的文化，相对性的文化概念是指某一个民族或社群的文化。（4）从形态上来看，文化偏重于精神和规范，而文明偏重于物质和技术。文明容易比较和衡量，较易区分高低，如古埃及的金字塔、中国的长城、秦代的兵马俑等，因而，文明在考古学使用最为普遍。文化则难以比较，因为各民族的价值观念不同，而价值是相对的。（5）作为物质文化的文明是累积的和扩散的，如交通工具，不同时期先后发明的马车、汽车、火车、飞机等，直到现在仍存在。而且，一项发明一旦公诸于世，便会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而作为精神文化的文化（规范、价值观念、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是非累积和凝聚的。（6）从承载者的角度来看，文化的承载者是民族或族群，每个民族或族群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化。而文明却不同，承载者是一个地域，一个文明地域可能包含若干个民族或多个国家，如西方文明，包括众多的信奉基督教的国家。我们可以说“中国文明”，但一般不说“汉族文明”，而说“汉族文化”。这也说明“文明”具
有国家或地区性，“文化”具有民族性。（7）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一种文明的形成与国家的形成密切相关，一般是历史上建立过国家的民族才有可能创造自己的文明，而未建立过国家的民族通常只有文化，未能形成自己的独立文明。（8）文明的动态性较为明显，随着历史的发展而进步，如物质文明，变化最大；而表现在规范、伦理、道德方面的文化则不尽然，变化缓慢。（9）从词义来看，“文化”是中性的，使用范围很广；而文明是褒性的，使用范围较窄。例如，可以说酒文化、食文化、服饰文化，但一般不说“酒文明”、“食文明”和“服饰文明”。（10）广义的文化范畴包含文明，“文明”与“文化”在词义上有区别，在一些条件下可以替换，但在许多条件下不能替换。文明是一个指标，一个类似于数学因式的指标，它的指数是文明的各个因式环比之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学等。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长城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殊标志，它即是文化的，又是文明的。从文化的现象而论，它是物质的的存在；从文明的本质（即历史）而论，它是当时社会制度下文明的突出代表，体现出秦国统一中国后的一切社会文明，同时，从文明的现象而论，又体现了当时中华民族的一种大一统的精神存在。历史已经过去，文化只留下了物质的存在，文明却已消失，可是，当时的文明却是真正的存在于社会之中，文化只是这种文明的表象，文明的这种存在只能用指标
进行描述。清朝取代明朝，政治和文化的因素都要比后者
弱，从文明的因素来讲，是军事因素取得了绝对值，一票否
定了后者。文明的理论，如果从数理的角度进行，将会得到
意想不到的好处，那就是将整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因素，通盘
采取数学和统计的方法，得到恰如其分地说明。文明和
文化是两个即相联系又相区别的概念，文明是文化的内在价
值，文化是文明的外在形式。文明的内在价值通过文化的外
在形式得以实现，文化的外在形式借助文明的内在价值而有
意义。如果从某一事物或具体事件来讲的，上面这段话，
是有一点的道理，但是，它们一旦上升到“一元”和“抽象”
的哲理性上，就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文明是以某一社会时
代、有着统一价值标准、有着一个综合指标作为它的研究对
象，而文化则是以某种具体的、多元的、物化的事物现象作
为它的研究对象，两者在同一理念（内在价值和外在形式）
之中，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使文明在哲学研究中，成为“社
会哲学”中关于“时代”的一个重要指标概念和一套理论体
系，而文化则返回至社会实践过程中，成为实用哲学里“文
化哲学”研究的范畴和系统。虽然陈炎先生提出了“文明和
文化”的“一元和多元”之说，但是，他没有从哲学的角度
作进一步的分析：
文明是一元的，是以人类基本需求
和全面发展的满足程度为共同尺度的；文化是多元的，是以
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不同条件为依据的。文
化有强弱之别。所谓“强势文化”就是指能力较强、效率较
高从而包含文明价值较多的文化系统。相反，所谓“弱势文
化”则是能力较弱、效率较低从而包含文明价值较少的文化
系统。
文化的差异原本产生于时代、地域和民族的不
同，但随着科技的进步、交通的改善、信息的加强，不同民
族、地域之间以经济交往、文化交流、政治对话、军事征服
等各种方式渐渐打破了固有的文化疆界。因此可以这样说，
这种全球化的历史过程，也正是人类文化不断提高其内在的
文明总量的过程。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文明从一开始,就
与社会文化现象发生直接的关联，火的发明、文字的产生，
社会制度的建立、国家的形成，所有围绕着这些产生出来以
时代为标志的统一价值观念，随着综合指标的建设，成为哲
理性的理论基础，而文明指标的理论建设，是由一套指标体
系来完成的，而指标体系的最基本核心是因素，这些因素是
指向上述所讲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等实际应用
性的哲学领域范畴，即应用哲学中关于政治、经济、军事、
文化、科技等原理和思想的综合型数理总量分析，而这个建
设过程，到现在还不十分明朗，而实用的数理统计方法已经
给予了它实际的操作方向，将各种因素采用一个计算公式，
得出文明的综合指标。文明的综合指标，反映了制度、
地域、国家的综合水平，如封建主义与资产主义的文明，古
代中国与古代希腊的文明，美国与中国的文明，都可以在这
个文明的综合指标内进行比较，得出它们的一个量差，反映时代特征下的文明程度。文明是以各种“因素”得出一个价值总量的综合指标，而文化则是以要素进行的：文化作为一个系统，是由各种不同的要素组成的，而各种文化要素都有其文明价值的特殊功能，以满足人类群体的需要。文化系统不仅是由各种要素组成的，而且各要素之间变有着内在的结构关系。在19世纪，德国的思想家描述了文明和文化之间的明显区别，文明包括技巧、技术和物质的因素，文化包括价值、理想和一个社会更高级的思想艺术性、道德性。这一区分在德国的思想中保持了下来。德国是一个哲学思维高级的国度，从德国人的定义中可以看出，只有科学技术和对客观世界的正确认识才属于文明的范畴，除此之外是文化。只有把文明从目前大多数人搅乱在文化中抽离出来，才能让人把握住真正的文明。一种宗教无论世界上有多少人在信仰，都属于文化。是文化，才能争论和讨论；是文明，就不能争论和讨论。科学定律是文明，这就不能争论，没有人对氢气燃烧形成水进行争论。儒家思想是文化，而不是文明，所以人们对儒家文化争论得很厉害。电脑是文明的产物，所有人都喜欢，这就是文明的特性——同；东北秧歌二人转是一种文化，所以有的人喜欢扭，有的人就不喜欢扭，这就是文化的特性——异。国家与国家之间，文化存在着差异，所以文化与文化之间需要互相交流。国家与国家之间，
文明只有先进和落后的区别，文明之间需要互相学习。文化是异，文明是同，所以我们中国倡导求同存异！从人类意识的发展过程来看，文化是人类意识中最先产生出来的思维，人类是一步步认识客观世界的，最初产生出来的思维只能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只有当人类的思维达到一定发达的程度后，才能对客观世界产生出正确的认识。因此，文化是文明的基础。没有文化就没有文明，人类是从文化开始迈出认识客观世界第一步的。所以从文明的先进与落后可以分辨出文化的优越与落后。
篇三：文明(或文化)、民族、国家:离散与聚合
(完整word版)文化与文明的关系
三、文明与文化的关系（一）二者之间的联系1.文明和文化的主体都是人。文明和文化都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他的核心都是人，他们都是作为人类在认识和改造自然以及认识和改造人类自身
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社会财富的表征。2.文明和文化都是社会实践的产物.文明和文化都是人类为了适应和改造自己的生存环境而活动的结果，他们包含着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原始的实践劳
动产生了人,劳动实践在类人猿转化为人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劳动实践的基础上，人类得以不断地认识和改造自然界以及人类自身。3.文明是文化的内在价值，文化是文明的外在表现形式.一般说来，文明的内在价值通过文化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而文化的外在形式借助于文化的内
在价值而有意义.文明是文化的历史积淀，而文化则是文明的外在表现形式。从一定的社会意义上而言,一个社会的发展程度越高,社会的文明水平也就越高。当然,在人类创造的所有文化成果之中，自有积极的进步的成分才能称之为文明。因此，从这个方面来讲，文明是从属于文化的。
（二)二者之间的主要区别1。从二者的来源上来看，文化的产生要早于文明的产生.文化是伴随着人类产生之日起就有的,当人类从类人猿通过实践活动而脱离动物状态，进行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活动时，当人类赋予自然物以人的“目的性”的标志和观念的时候，原有的自然物便有了文化的意蕴.具备了成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可能性.从而使人类的活动进入了文化的领域。可以这样说，自从人类社会脱离动物界利用和改造自然界进行创造活动的时候，就有了文化。而文明从总体上而言，是人类文化发展到有了文字记录以后才开始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一书中，将人类社会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文化始终是贯穿三个时代的始终，同人类相伴而行；而文明则是从第三个时代开始的，即始于奴隶社会，在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可见，文化与文明的区别，从发生学的角度而言，是有先后差异的。2。从二者的定义看,文化的外延性要广于文明的.文化指的是人类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以及认识自我和改造自我的活动过程中所创造的一切社会成果的总称。而文明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以及认识自我和改造自我的活动过程中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是和野蛮蒙昧相对立而言的.人类所创造的文化成果涵盖了物质的、精神的和其他方面的一切成果。在这些成果中，既有精华的、进步的和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不朽内容,又不乏有糟粕的和落后的.所有的这些都是人类所创造的文化的一部分，均可称之为文化。但是，只有真正的反映时代精神和推动人类文明的优秀的文化成果,我们才能称之为文明。而那些落后的腐朽的糟粕是不属于文明的范畴的。可以说，文化是多样的，具有精华和糟粕，先进和落后之别，而文明是文化中先进和精华的部分。所以从定义上而言，文化的外延性要大于文明的。3.传播的途径和方式不同。文明和文化作为人类实践所创造的成果都具有可传播性。是可以被相互借鉴和学习的。但是，从一般的意义上而言，文明的传播在一定意义上具有强制性的特点，有些时候往往不择手段。这一点我们都知道，这一点在19世纪表现得相当的突出，经过几次科技革命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打着传播先进文化的旗帜，用坚船利炮轰开了落后国家和地区的大门。虽然此举对落后国家和地区的文明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他对落后国家和地区的侵略也是造成这些国家和地区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而文化的传播则是具有可选择性的，对于文化之间的相互学习，人们既可以选择某一文化，也可以选择其他文化.因此，文明的传播具有强制性，而文化的传播不具有强制性。
广义的文化概念包括文明，两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1）文化通常与自然相对应，而文明一般与野蛮相对应。（2）
从时间上来看，文化的产生早于文明的产生，可以说，文明是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中形成的。在原始时代，只有文化，而没有文明，
一般称原始时代的文化为“原始文化"，而不说“原始文明"。因此,学术界往往把文明看作是文化的最高形式或高等形式。（3)
从空间上来看,文明没有明确的边界，它是跨民族的，跨国界的；而广义的文化泛指全人类的文化，相对性的文化概念是指某一个
民族或社群的文化。（4）从形态上来看，文化偏重于精神和规范，而文明偏重于物质和技术。文明较容易比较和衡量，较易区分
高低,如古埃及的金字塔、中国的长城、秦代的兵马俑等,因而，文明在考古学使用最为普遍；而文化则难以比较,因为各民族的价值
观念不同，而价值是相对的。作为物质文化的文明是累积的和扩散的，如交通工具，不同时期先后发明的马车、汽车、火车、飞机
等直到现在仍存在。而且，一项发明一旦公诸于世，便会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而作为精神文化的文化（规范、价值观念等行为模
(完整word版)文化与文明的关系
式和思维模式）是非累积和凝聚的.（5）从承载者的角度来看，文化的承载者是民族或族群,每个民族或族群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化。而文明却不同，承载者是一个地域,一个文明地域可能包含若干个民族或多个国家，如西方文明,包括众多的信奉基督教的国家.我们可以说“中国文明”，但一般不说“汉族文明”，而说“汉族文化”。这也说明“文明”具有国家或地区性，“文化"具有民族性。另外,一个国家也可以包含多个文明.例如中国，并不仅仅有一个儒教文明，而是有三个主要文明：儒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和藏传佛教文明。(6）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一种文明的形成与国家的形成密切相关,一般是历史上建立过国家的民族才有可能创造自己的文明,而未建立过国家的民族通常只有文化，未能形成自己的独立文明.（7）文明的动态性较为明显，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进步,如物质文明，变化最大；而表现在规范、伦理、道德方面的文化则不尽然，变化缓慢.(8)从词义来看，“文化”是中性的，使用范围很广；而文明是褒性的,使用范围较窄。例如，可以说酒文化、食文化、服饰文化,但一般不说“酒文明”、“食文明”和“服饰文明”。据上，文明属于广义的文化范畴之内，“文明”与“文化”在词义上有些区别，在有些条件下可以替换，在有些条件下不能替换.
篇四：文明(或文化)、民族、国家:离散与聚合
在长期的历史磨合和价值选择整合的循环往复中形成了充分体现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文化价值体系并以其对个人与社会国家民族的特有理念使个人与国家民族之间的关系有了明确的价值定位从而形成了中华民族独有的精神感召力成为凝聚社会的根本力量呈现出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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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核心价值与民族凝聚力探源
作者：吴玉敏来源：《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0年第04期
摘要：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演进和价值选择、整合的循环往复中，形成了充分体现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文化价值体系，使个人与国家、民族之间的关系有了明确的价值定位，从而形成了中华民族独有的精神感召力，成为凝聚社会的根本力量，呈现出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从中国传统所形成的对塑造中华民族各民族共同理想和追求发挥重大作用的文化理念进行深入挖掘，并实现相应的现代价值转换，令其在中国悠长而剧烈的历史裂变后焕发新的时代活力。
关键词：中华文化；核心价值；民族凝聚力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6312010)04－0052－04
所谓民族凝聚力是指由情感、理想、愿望、价值观等各种观念形态相结合，蕴藏于民族成员的意识或观念之中，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民族聚合与相互团结的精神力量。它与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一样，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灵魂吸引和精神支柱的核心作用。在具体实践中，这种民族凝聚力的形成源泉在于民族自身的文化传统，即在于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所造就的民族凝聚力。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中华民族独有的精神感召力，成为凝聚社会的根本力量，呈现出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因此，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来自中国各族人民对于中华文化的自我认同感。从中国传统所形成的对塑造中华民族各民族共同理想和追求发挥重大作用的文化理念进行深入挖掘，并实现相应的现代价值转换，使其在悠长而剧烈的历史裂变后焕发新的时代活力。
一、“大一统”思想的巨大包容性以及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差异
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曾经指出：“从历史记载来看，秦以前，华夏族称它的祖国为中国，中国是华夏各国的总称；秦以后，中国扩大为当时境内各族所共称的祖国。所以，中国这一名词的涵义就是祖国，朝代则是统治阶级在各个不同时期所建立的国家称号。中国为各族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所共有，……朝代有兴有亡，一个代替一个，中国本身总是存在着并且发展着”。实际上，作为现代意义上的政治邦国或国家概念的中国意识。却产生并形成于西方外力的强烈逼迫。但这种“自觉”意识如若缺少了长期历史积淀的“自在”的政治文化传统，丢失了自身已然形成的文化价值资源，也是无法平地而起和瞬时建构的。为此，“大一统”思想在构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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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崇尚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安定的内在精神和稳定价值中所展现的文化内核与灵魂的作用也就必然进人了视野。即是说，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延续中，尽管战乱和纷争从未停息，但却历经磨难而绵延不绝。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深厚的文化传统积淀中形成的追求统一的共同心愿，以及由此所造就的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大一统”就是其中最重要的政治文化遗产。
其一，“大一统”是聚地理、政治、文化等内容为一体的集合概念，是儒家传统政治理想的综合体现。“大一统”一词，最早见于《春秋公羊传》：“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诗句之所以被孔子编入《诗经》，更多地蕴含着他对周代社会状态及其礼仪的坚守与向往。而孟子在回答一位诸侯“天下恶乎定”的提问时，很干脆地回答“定于一”。后来的董仲舒则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唐代学者颜师古进而解释说：“一统者，万物之统皆归于一也……此言诸侯皆系统天子，不得自专也。”由此序列，“大一统”便成为儒家文化发展中最为凸现并占据要位的思想理念。在对“大一统”的诸种阐释中，最为精到而具有全面特点的当属《管子》，它将“大一统”内涵的丰富多样性，做了全方位的解释与发挥。它既强调了“天子出令于天下”的政治要求，又表达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地域涵盖；还体现着“以遂德之行，结诸侯之亲；以奸佞之罪，刑天下之心”的道德共治愿望；更表达着“攻逆乱之国，赏有功之劳，封贤圣之德，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的社会理想。事实上，“大一统”既是儒家文化的重要思想，又是中华政治传统中最为悠久而持存的重点内容。这种强烈的“统一”意识尤其在“正统”观体现充分。所谓“正统”即“王者大一统”。如欧阳修所言：“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虽始不得正统，卒能合天下于一”。如此等等，“大一统”就以其丰富之含义，成为统治者和文人志士的共同理想，更在以后的历史延续中。逐步占据民族文化的核心位置，逐渐根植于人们的心灵深处，让华夏土地上越来越多的不同民族的人们相信，国家统一则各族共享太平、安居乐业，国家动乱、山河破碎则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在这种信念的驱使下，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皆以一统“天下”为己任，在分治争乱中谋求统一华夏，在统一中谋求国家安定。
其二。“大一统”涵盖了中华大地上的不同区域和不同民族，从一开始就有了辽阔疆域各民族大家庭的悠悠深意。虽然“大一统”概念最先由儒家提出，但它却并不只是专指中原或某一地区的一统，而是囊括了华夏中国的广袤区域和众多民族，且随着历史的推移在不断地扩展到和延伸。这也是用“中华民族”来指称中国的民族的历史渊源。孔子在《春秋》中就提出过：“夷狄人中国，则中国之，中国人夷狄，则夷狄之”。这即是说，中华文明并无种族壁垒，非华夏族人只要接受中华文明，就能成其为一部分。故而孔子就主张，“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充分体现了孔子华夏文明思想的巨大包容性。对此，孟子则进一步解释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距也千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行志得乎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南北对峙，实际上就是华夷融合的最重要时期之一。原因在于它突破了以中原汉民族为中心的狭隘观念，使各民族共同获得了中华一体观念，也使大一统观念得到空前扩展，得到广泛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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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要指出的是，“大一统”影响支配下所形成的“中国人”应该是一个内涵最为松散的概念。其最为宽泛的民族性和文化性，使之有了最具强力的包容性和广泛性。现代的金庸先生就认为：“欧洲罗马人向东征过，向西征过，向南向北发展，而我们中国人是东南西北都有，然后向中原集中”；“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讲融合……汉人可以开放融合，很多少数民族和我们融合在一起，都变成了中国人。”所以“中国人”是一个不断融合、扩展的民族集合体。这也就验证了费孝通先生的观点，“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所以，应该看到并重视中华民族一体背后的“大一统”理念的支撑，它是历来中国追求统一的思想基因。自秦始皇统一中国经汉朝又把这“大一统”通过各种制度巩固下来之后，“大一统”就成为历代华夏各民族人民的社会理想。
其三，“大一统”尽管为现代中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政治建构与政治认同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政治资源，但其鲜明的陈旧历史印迹，必然与现代民族一国家的内核存在差距。
从根本上说，“大一统”应是传统中国社会对某种更高神圣秩序高度信仰的表现。它在政治的层面上，以帝国(或其他准帝国的政体形式)这种神圣秩序的具体化身的方式而示人。而且作为一个具有“差序格局”的大一统政治秩序，这种帝国本身就容纳了许多异质性的亚层次或低层次认同。但是，现代社会的“祛魅化”必然导致维系这种传统的内在神圣价值的崩塌。原因在于构成现代社会的政治实体不再是帝国，而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民族国家的重要特点则是既不承认存在着某种神圣的秩序，也不追求最高的认同目标，仅只是要求维持一个社会最基本层次的认同，也就是以法律为基础的政治认同。按照众多现代政治思想家的观点，国家并不是某种神圣秩序的载体或化身，而是完完全全来自人的世俗和理性建构。因此，它就不可能拥有一个超越族群之上的更高目标或一种神圣的秩序。但是，如若丧失或没有了这样的目标或秩序，那么现代民族国家就不可能真正超越族群的差异性，也就不可能形成一种真正的统一性，即黑格尔所说的“差异中的同一性”。为此，现代民族国家政治认同以及国家认同的维系和强化，还必须要在多民族的族群差异中寻找并建立其共同的价值理想和现实目标，并将其作为各民族共同的物质与精神利益的实现与维护途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可视之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中国的建立。而可贵之处在于，新中国不是一个西方意义的现代民族国家。它以其特有的方式克服了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并构建一种准神圣的目标，由此赋予了中华五十六个族群以真实的统一性。但30年改革开放以后，当下中国社会显现出来的某种离散的倾向，大有成为国家统一、稳定的破坏力的极大危险。于此，有效并合理彰显中华传统中的“大一统”思想，不失为一种运用文化力量实现各民族整合与认同的有益途径，也就需要在对“大一统”的思想渊源，尤其是曾有的辉煌与作用进行充分的挖掘、整理。在肯定与呈现“大一统”的历史与现代价值之同时，还必须要对“大一统”思想进行重大的改造与转换。
二、“大一统”理想下的“天下”文化观对中国传统文化认同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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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中国历代王朝的统治者大都喜欢淡化其族群特征，强调其作为“天子”代表而凌驾于单个民族之上的超越性，进而以“天下”为理念去追逐“大一统”的梦想。中国的历代文人更是以文化的卫道士自居，不断书写着“天下兴旺，匹夫有责”的华彩篇章。为此，必须看到中国传统中的“天下”观与“大一统”的呼应与相通，及其对维系和团结中华土地上的各民族，以文化认同实现国家认同中所发挥的吸引与凝聚作用。
其一，“天下观”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皇权专制统治的重要思想观念，它造就了中国历史上长时间的文化认同至上意识。中国传统中的“天下”概念起源很早，从周代到秦汉，“天下”、“四海”等辞汇频频出现在这一时期记述前代历史的文献中。如《尚书·大禹谟》记尧“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论语》中有“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楚辞·天问》中有“授殷天下，其德安施”、“环理天下，夫何索求”、“受礼天下，又使至代之”等句。但是，“天下”又是一个十分模糊的概念，既非明确的地理方位，又非确定的种族划界。其“所指”十分宽泛，而“能指”却很含糊。按照后来人的解释，“天下”更多地应该是一个文化范畴，即当顾炎武“亡国还是亡天下”的思想追问明确之后，这个“天下”主要是从“道统”上强调的，文化当然就是其基本蕴意。列文森提出，“中国人认为中国是‘天下’，而不是一个‘国家’，在天下之中，没有比中国文化更高的文化形态存在”。这个解释应该符合“天下”之本来原意。也就是说，传统中国虽然在血统上以汉族为主流，但维系国家认同的却是超越种族的“天下”文化观。即只要承认中华文明的文化正统，承认以儒家观念为核心的价值秩序，就可以进入中华文明帝国的朝贡体系，成为其中的一分子。而任何种族只要以中华之“道统”为治国原则，即可成为文明之正统。正是这样的历史渊源，使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中华文明体系。即是作为今天的现代国家。也不能割断与自身传统的血脉关系。
其二，“天下”观是中华文化发挥民族精神依托与团结纽带的重要理念，它与“大一统”相契合构成为保持中华文明绵延长续的重要思想动力，也是促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的内在重要根源。从中国古老的典籍记载中可以推想，当时“人们生活在许多自然的村落中，一些自然的村落围绕着一个叫强大的‘城’形成共同体‘邦’，这些自然村落的共同体又属于一个庞大的联盟，村落的共同体在联盟内和平共处，人们实际上是生活在一个统一体内，这个统一体就是中国当时能够了解的‘天下’。因此，人们有一种意识，即‘天下’不言而喻是应该统一在一起的”。即从中华文明发生之初，华夏民族的“天下”涵义是从统一的而不是分裂的“天下”上规定的，故而“大一统”与“天下”作为中国传统特有的文化观念从一开始就具有同构的特征。纵观中国历史，外来文化与中华本土文化的争议几乎始终存在，曾经的匈奴文化、突厥文化、蒙古文化、满族文化乃至域外的印度佛教、阿拉伯伊斯兰教、西方基督教等在进人中国的过程中，因彼此间的重大差异，都与华夏文化发生过或大或小、或激烈或柔和的冲突。但最终还是在不断的排斥与融合中，在“大一统”和“天下”观的诱导下，得到了有效的化解，使中华文明在不出现断裂的前提下，又不断地更新内容、扩大内涵并增强活力。国内外基本上都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中华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始终没有中断、连续几千年发展的文明，也是唯一延续五千年政统、道统不曾断绝的国家。根源正是在“天下”观的引导下，自古以来的中华先民大都是以文化而不是以种族来区分不同人群。当外族人处于文化上较落后状态时则遭受歧视，“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但是，当外来人接受了中华文化，就自然被纳入到“我”的行列，被看作是和自己是同样的人；一旦彼人学习掌握中华文化的水平十分优异，还会受到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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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尊敬和抬举。如此一来，中华文化如同海绵一样吸收和容纳着越来越多的人们进入到“天下”的范畴，因而形成了绵延不断的文明格局。中华各民族和睦生存、荣辱与共的历史性格也就成为今天民族团结进步的精神原动力。
其三，现代民族一国家意识兴起后对中国传统“天下”观造成的历史逼迫，使其陷于现代国家认同的困境。与现代民族一国家的内涵相比，中国人的“天下”观的确有着相当大的局限性。比如梁启超在其一百年前的名著《新民说》中就认为中国人历来“只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梁漱溟先生则明确指出：“中国人心目中所有者，近则身家，远则天下，此外便多半轻忽了”。中国历史上的皇权王朝既缺乏现代的国家主权，又没有现代的疆域、国民意识，而其所遵循的所谓正统的核心标准，也不是法律和政治的标准，而是天下主义的文化理想。因此，梁漱溟将传统的“天下”观看作是“超国家主义”的：“它不是国家至上，不是种族至上，而是文化至上”。在保国与保天下之间，保天下是最重要的，“每个人要负责卫护的，既不是国家，亦不是种族，却是一种文化”。这样一来，当西方的民族国家与中华的泱泱王朝对峙之时，文化意义上的“天下”与主权意义上的“国家”的巨大差别以及由此带来民族危亡，就成为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困顿。用列文森的话说：“当国家代替文化而开始成为中国人关切的焦点时……中国作为国家的概念正在发生变化，即从原来官绅文化繁荣时期的‘天下’概念变成了一个民族的概念”。
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如果已经获得自立的民众还没有形成一个由具有自我意识的公民组成的民族，那么，这种政治法律变革就会缺少原动力，已经建立起来的共和体制也会缺乏活力。为了促进这场政治变革，需要一种能强有力的赋予这种变革以意义的观念。它应比人民主权和人权概念更能打动人心和激发热情。这个空白就由‘民族’观念来填补”。“天下”观宽泛而松散的文化蕴意，使其在族群生存遭遇危机时发挥相应的民族聚合力的作用十分微弱。而对自己祖国无条件、无选择的认同，对特定的理想共同体的认同，则是现代政治国家对自己国民的基本要求。在此前提下形成一种民族精神，当然就是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价值准则。“天下”观曾有的文化吸引力如何蜕变、转化为现时代的民族凝聚力便显得十分的紧迫。其中的关键就是将“天下”观中的文化认同与现代民族一国家的认同相互结合并共同凸现出来。
三、以文化认同增强国家认同，不断强化中华各民族的凝聚力
我们说，文化认同是民族、国家的文化心态的体现，是在一定民族地域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共同文化传统。以上分析比较充分地说明，“大一统”和“天下”观是中华传统中表达国家统一、各民族团结凝聚的典型理念，对增强和强化文化认同、国家认同有影响作用的重要思想文化元素。“大一统”和“天下”观中蕴含的国家民族的团结统一、各文化间的相互包容却是今天需要继承和转换的重要价值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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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以文化认同为基础不断强化中华民族的国家认同与民族凝聚力。需要特别明确，中国的现代进步，不应该把悠久而厚重的中华文明资源当成追求并实现现代化的包袱，而应作为中华现代文明建构的不竭源泉。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决不是割断了历史与现代的历史虚无主义的翻版，而应是自觉地把中国的“现代国家”置于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文明”之源头活水之中。著名学者金耀基先生说过：“中国是一个国家，但它不同于近代的民族国家，它是一个以文化而非种族为华夷区别的独立发展的政治文化体，或者称之为‘文明体国家’(civmzational-state)”。这种民族特色造就了中华民族总是以包容和吸纳的方式，赢得了中华土地上众多民族的认同和归属。梁启超在发表《新民说》之后又以“国性”的提法强调了传统文化渊源之于中国人的血脉深意，“国性之为物，耳不可得而闻，目不可得而见。其具象之约略可指者，则语言文字思想宗教习俗，以次衍为礼文法律，有以沟通全国人之德慧术智，使之相喻而相发，有以网维全国人之情感爱欲，使之相亲而相扶。此其为物也，极不易成，及其成，则亦不易灭”。因此。完全可以说，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灵魂，是推动中国历史延续的精神动力。
亨廷顿认为，文化认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最有意义的东西。它是人们在一个民族共同体中长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对本民族最有意义的事物的肯定性体认，其核心是对一个民族的基本价值的认同。文化是凝聚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是其生命延续的精神基础。传统中国人的最高理想是天下一家、家国一体，而家的逻辑和国的逻辑是直接贯通的。这种深刻的社会文化意义，塑造了中国社会结构的范型，是中国人的价值源头。中国的历史与现实都在不断验证着一个基本道理，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与民族国家的复兴都必须以自身的文明传统为基础，以自己特有的文化系统为资源，以传统文化价值的现代实现为方式，在文化认同的不断强化中加深国家认同，在民族凝聚力的不断加深中强化中华民族的相互团结。
其二，以文化认同为基础提升个人与国家的密切关联，在强化国家认同中增强各民族的彼此凝聚。关于个人与国家的相互关系，不妨以德国十九世纪经济学家佛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观点为参照。在李斯特的思想中，“国家介于个人和人类之间，是由这样一些个人组成的单独的社会，这些人拥有共同的政府、共同的法律、共同的利益、共同的历史、共同的荣誉、共同的防御和保护他们的权利、财富、生命的共同制度，他们组成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实体”；国家对个人的重要意义在于，“个人从国家那里获得文明、教育、进步、社会和政治制度以及科学和艺术的发展带来的利益。如果国家衰落，个人就得承担起衰落的灾难性后果”；而国家之于一国国民乃至整个人类的价值则在于，“各个国家各有它特有的语言和文字、传统和历史、风俗和习惯、法律和制度，它需要这一切来求得生存、独立、改进以及在未来岁月中继续存在，它有自己的疆土；这是一个团体，是由千头万绪的精神关系和利益关系结合起来，它把自己合并成一个独立整体的，它承认它自己的和本身范围以内的权利法则，但与别的同类团体在国家自由上仍然处于对立地位，因此在目前世界形势下，只能依靠它自己的力量和资源来保持生存和独立。个人主要依靠国家并且在国家范围内获得文化、生产力、安全和繁荣，同样地人类的文明只有依靠各个国家的文明和发展才能设想，才有可能。”这种明确重视个人对国家的依存性的观点在近现代西方的思想家中并不多见，且与欧美社会的原子个人本位的价值观存在鲜明差异。然而，李斯特的这一系列观点在本质上与文化认同所强调的共同体的价值共有、精神同源、利益共连的特征具有明显的一致性。对强化现代人的国家民族意识具有相当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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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属于同一个文化共同体是中华民族的鲜明特点。中国人，无论个人还是单个民族都受着这个文化共同体的长期熏染和血脉渗透，在文化性格与利益取向上已经形成了与国家兴亡共进退的内在品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早已转换并内化为中国人为了国家和民族抵御外侮、发愤图强、置个人生死于不顾的民族性格。源于此，中华民族才有了令人感佩的团结精神和民族凝聚力，也才有了历经磨难而不断进取的现代成就。时下，面对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多种文化的迅捷交流、激烈碰撞，导致社会文化空间大大缩小即“时空浓缩”的现实；尤其是面对各种文化似乎在同一个平面上涌现、展现的事实，更加需要人们特别是中国人认真而深刻地、直观地观察自己与向来所“寄生”的文化母体之间的密切关联，从而促使人们自然而然地搜寻和确定自己的文化归属，强化自身的文化认同，并在文化认同中坚定中华民族的国家认同。
篇五：文明(或文化)、民族、国家:离散与聚合
一、文化概念：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广义上它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三个方面：物质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种种物质文明，包括交通工具、服饰、日常用品等，是一种可见的显性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分别指生活制度、家庭制度、社会制度以及思维方式、宗教信仰、审美情趣，它们属于不可见的隐性文化。包括文学、哲学、政治等方面内容。文化有两种，一种是生产文化，一种是精神文化。科技文化是生产文化，生活思想文化是精神文化。任何文化都为生活所用，没有不为生活所用的文化。任何一种文化都包含了一种生活生存的理论和方式，理念和认识。有些人类学家将文化分为三个层次：高级文化（highculture），包括哲学、文学、艺术、宗教等；大众文化（popularculture），指习俗、仪式以及包括衣食住行、人际关系各方面的生活方式；深层文化（deepculture），主要指价值观的美丑定义，时间取向、生活节奏、解决问题的方式以及与性别、阶层、职业、亲属关系相关的个人角色。高级文化和大众文化均植根于深层文化，而深层文化的某一概念又以一种习俗或生活方式反映在大众文化中，以一种艺术形式或文学主题反映在高级文化中。二、文化的结构：有两分说，即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有三层次说，即分为物质、制度、精神三层次；有四层次说，即分为物质、制度、风俗习惯、思想与价值。有六大子系统说，即物质、社会关系、精神、艺术、语言符号、风俗习惯等。文化的构成主要为3个:
(1)符号,定义和价值观,这些是用于解释现实和确定好与坏,正确与错误的标准:包括语言和符号。文化符号，是指具有某种特殊内涵或者特殊意义的标示。文化符号具有很强的抽象性，内涵丰富。（中国文化符号有：孔子、太极、汉子、毛泽东、关羽等等）。这是文化的核心；
(2)规范准则:对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人们应该怎样思想,感觉和行动作出的解释,包括习俗,道德,宗教和法律；
(3)物质文化——实际的和艺术的人造物体,它反映了非物质文化的意义,包括:机器,工具,衣服,房屋等等。
文化的内部结构包括下列几个层次：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
物态文化层是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方式和产品的总和，是可触知的具有物质实体的文化事物。
制度文化层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组建的各种社会行为规范。行为文化层是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以礼俗、民俗、风俗等形态表现出来的行为模式。心态文化是人类在社会意识活动中孕育出来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主观因素，相当于通常所说的精神文化、社会意识等概念。心态文化层可细分为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两个层次，这是文化的核心。三、文化的六大特性普同性表现为社会实践活动中普同的文化形式，其特点是各个不同民族的意识和行为具有共同的、同一的样式。文化的诸多领域，如哲学、道德、文学、艺术和教育等不但包含阶级的内容，而且包含全人类的、普同的原则。这些原则促成各国人民的相互接近，各民族文化的相互融合。目前，高新技术迅速普及，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各
民族生活方式的差距逐渐缩小，各地域独一无二的文化特征正在慢慢消融，民族特点正在淡化，整个世界文化更加趋向普同。
多样性不同的自然、历史和社会条件，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种类和文化模式，使得世界文化从整体上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各民族文化各具特色，相互之间不可替代，它们都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民族性文化总是根植于民族之中，与民族的发展相伴相生。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文化，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民族文化。民族文化是民族的表现形式之一，是各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化。民族文化就其内涵而言是极其丰富的，就其形式而言是多姿多彩的。常常是民族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愈高，历史愈长，其文化内涵就愈丰富，文化精神就愈强烈，因而其民族性也就愈突出、愈鲜明。例如，美国十分强调个人的重要性，是一个高度个人主义的国家。遇时美国也是一个高度实用主义的国家，强调利润、组织效率和生产效率。它重视民主领导方式，倾向于集体决策与参与。它对风险具有高度的承受性，具有低程度的不确定性的规避倾向。日本文化则具有深厚的东方文化色彩，具有群体至上和整体献身的“忘我”精神。它注重人际关系，有强烈的家庭意识和等级观念。日本文化还具有对优秀文化“兼收并蓄”的包容能力和强烈的理性精神。英国文化的典型特征是经验的、现实主义的，法国文化则是崇尚理性的，由此导致英国人重视经验，保持传统，讲求实际，法国人喜欢能够象征人的个性、风格和反映人精神意念上的东西。
继承性人类生息繁衍，向前发展，文化也连绵不断，世代相传。继承性是文化的基础，如果没有继承性，也就没有文化可言。在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每一个新的阶段在否定前一个阶段的同时，必须吸收它的所有进步内容，以及人类此前所取得的全部优秀成果。
发展性文化就其本质而言是不断发展变化的。19世纪的进化论
人类学者认为，人类文化是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到复杂不断进化的。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功能学派认为，文化过程就是文化变迁。文化变迁是“现存的社会秩序，包括组织、信仰、知识以及工具和消费者的目的，或多或少地发生改变的过程”。总的来说，文化稳定是相对的，变化发展是绝对的。
时代性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典型的文化类型。例如，以生产力和科技水平为标志的石器时代的文化、青铜器时代的文化、铁器时代的文化、蒸汽机时代的文化、电力时代的文化和信息时代的文化。又比如，作为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赋、诗、词、曲分别成为我国汉、唐、宋、元各朝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样式。时代的更迭必然导致文化类型的变异，新的类型取代旧的类型。但这并不否定文化的继承性，也并不意味着作为完整体系的文化发展的断裂。相反，人类演进的每一个新时代，都必须继承前人优秀的文化成果，将其纳入自己的社会体系，同时又创造出新的文化类型，作为这个时代的标志性特征。
四、文化建设的核心：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创造力的源泉；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人民热切需要的精神生活。这四条既是文化建设指导原则，又是文化建设检验标准。阴阳五行、天人合一、中和中庸、修身克己是我国传统文化四大核心价值观念，他们影响着中国人的处世态度、影响着中国的制度方针。1.阴阳思想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包含对立的统一。它们是一正一反互相对立的，但又统一在一起。同时，对立双方又各向对方转化。2.天人合一的思想认为人类社会在大自然中生成并发展，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所以人与自然相通相应，息息相关，是个统一体。由此
得出结论，人与自然必须和谐相处。中华传统文化不讲“征服自然”，相反地非常重视“顺应天时”。这正是“天人合一”的突出表现。
3.“中和”是中华传统文化所追求的一种理想境界，即社会上、自然界的事物尽管千差万别，矛盾交织，却能实现多样的统一，复杂的平衡；种种不同的事物聚在一起却能协调和谐、共生并存，互相促进；实现“和而不同”、“和实生物”。中庸是要求处理问题不偏不倚，恰如其分，恰到好处。实行中庸之道、必须具有三个前提：一是承认各种事物互不相同，各有特色，这是客观事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二是要有忍让意识,处理问题最好彼此有益，实现“双赢”。三是要有修养与品格。
4.修身克己，中华传统文化非常强调修身，并强调“修身为本”。正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只有修身，自己优秀了，才能走好下几步路。
篇六：文明(或文化)、民族、国家:离散与聚合
国家形象对一个国家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更直接。许多国家都越来越重视文化软实力和国家形象建设，谋求增强自身思想文化影响力。比如，美国小布什政府先后成立“公共关系办公室”、“全球交流办公室”，奥巴马政府提出运用“巧实力”重塑美国形象；俄罗斯总统办公厅成立专门负责改善俄国家形象的委员会；韩国设立国家形象委员会。种种情况说明，加强对外宣传、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树立良好国家形象，对于维护国家战略利益，增强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提高国际地位，使我国在复杂激烈的国际舆论斗争中争取主动，实现新世纪新阶段发展目标，都具有现实和长远的重要意义。
“软实力”（SoftPower）的概念最先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小约瑟夫·奈提出来。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软实力”
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的竞争已不仅表现在经济、技术、信息和军事等方面，而且也非常明显地表现在文化方面。发达国家的综合实力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文化产业。据一些统计资料显示，在美国，文化产业所创造的社会价值占社会总产值的30%以上，每年达到近9000亿美元。美国400家最富有的公司有72家是文化企业，美国的音像业仅次于航天工业居于出口贸易的第二位，占据了40％的国际市场份额，仅美国巨片《泰坦尼克号》的发行收入即达20亿美元；英国文化产业年产值近60亿英镑，平均发展速度是经济增长的2倍；日本娱乐业的年产值早已超过了汽车工业的年产值；加拿大文化产业的产值也超过了诸如农业、通讯及信息技术等行业，文化产业已成为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依靠其发达的文化产业，对发展中国家实行文化扩张，以异常丰富的、无孔不入的和多层次的文化产品渗透到发展中国家，吸引消费者。不管是以学术为代表的思想文化，以艺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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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的高雅文化，还是以影视音像为代表的流行文化，或者是以服饰和餐饮为代表的商业文
化，都以其时尚化、大众化和多样化的娱乐性吸引发展中国家消费者的兴趣。发达国家通过
其发达的文化产业，既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消费者，又大把大把地赚取丰厚的利润，加剧发达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力的差距。所以，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要把发展文化产业作为
在当今时代增强综合国力的重大举措，只有在文化产业方面也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逐
步缩短差距，才能在综合国力方面赶上发达国家。文化产业是21世纪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有人说，文化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是推动新经济发展的两大动力，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中国
是发展中国家，中国综合国力的强盛离不开文化产业的发展。
李君如认为，十七届六中全会最大的亮点是两个：（1）高高的举起了文化体制改革的旗帜。（2）明确了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长远奋斗目标，同时也制定了到2020年一个阶段性的目标。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全党工作重点由阶级斗争转到经济建设上，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一步步深入。与此同时，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的任务也越来越繁重。在这次十七届六中全会之前，党中央曾经开过两次全会来研究精神文明建设问题。一次是十二届六中全会，当时解决的重点问题是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要不要同时加强思想道德建设，要不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还有一个是精神文明建设是不是仅仅要抓教育、科技、文化建设，包不包括思想道德建设。这是当时召开中央全会解决的问题。
在十四届六中全会，中央又召开第二次专题会议。这次会议的背景是我们经历了一个苏东剧变，同时又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么一个改革目标。所以，这次会议要解决的问题是两个：（1）我们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也就是说，怎么样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2）解决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怎么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形成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又能够弘扬中华文明优良传统的思想道德。
这次十七届六中全会是中央第三次研究精神文明的问题。这次是讲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建设问题，这里讲的“文化”和前两个“精神文明”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精神文明是相对于物质文明来说的，而文化建设是相对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而言的。这次研究文化体制和文化建设问题，具体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怎么样通过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同时，我们形成一种国家文化软实力，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文化的强国。我国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已是当务之急，这是因为：
第一，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已经与美国等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美国的影视、德国的图书、日本的卡通动画、英国的CD-ROM、法国的艺术文化、意大利的足球文化等，对世界发生极大的影响，并赚取巨额的利润，而我国的文化产业才刚刚起步，无论影视、图书、艺术，还是教育产业或体育产业，不管从投入、营业额、利润，还是从经营方式、营销模式或运作机制，目前都无法与发达国家相比，如果不迅速地发展文化产业，即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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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速度加快了，也仍然会因为作为支柱产业的文化产业的落后而无法在综合实力的整体方面赶上发达国家。
相比之下，中国文化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还不到4%，在世界文化产业市场
中所占份额不足3%，同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的地位非常不相称。无论我们的思想文化多么
博大精深，它的传播和影响都会很受局限。这就使得抵御西方思想文化渗透、维护国家文化
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
当今世界，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附加值的名牌产品为代表的产业文化，也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和全球著名跨国公司开拓、征服世界市场的有力利器。有资料显示，上世纪80年代初，美国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还排在第十二位，进入新千年后则上升到第四位，娱乐业
已成为仅次于航天工业的第二大支柱产业，其视听产品是仅次于飞机的第二大出口产品；加拿大文化产业规模已超过农业、交通与建筑业；英国艺术产业规模已与其汽车工业不相上下；日本娱乐业1993年就已超过汽车工业产值,。至于那些民族文化特质与产业文化个性结合日趋完善的国家和地区，则早已在全球经济分工中占据了领先的位置。比如，德国文化的精密、严谨和质量第一,，使其在精密制造行业中占据领先的位置；美国在高科技支撑下的大众文化，使其在娱乐行业保持霸主地位；印度文化的哲学爱好和抽象思维，使其在it行业独领风骚等等。如果说在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的结构中，基本资源、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和科技力量是“硬实力”，文化的吸引力、影响力、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是“软实力”的话，那么，作为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乃至于一体化发展的直接结果，全球竞争将继资源、技术、人才和信息之后，文化竞争正成为决定企业、民族和国家命运最根本和最后的竞争。
材料三：2002年，日本漫画卡通相关产业在美国的市场规模约为43.59亿美元。其中绒毛玩偶、电视游戏、电视节目等版权收入约39.37亿美元，录像带、DVD等音像制品销售额约4.14亿美元，相当于日本对美国钢铁出口额的4倍。一位美国前总统说：“我们的政治和经济联系由于美国文化对全世界的吸引力而得到补充。这是一种我们可以利用的软力量。”2000年，美国的文化产业出口创汇达720亿美元，是美国最大的出口创汇行业。美国400家实力最强的公司有四分之一是文化企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好莱坞已有多部大片在中国的单片票房收入超过1亿元。．
“在生命的长河里，总有一段经历让你终生难忘；总有一份情感让你刻骨铭心；总有一种理想让你永不放弃；总有一种力量让你奋然前行。”
文化是软国力，但其作用并不“软”。文化的竞争力体现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积累、文化潜力、文化活动和文化发展水平，能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向、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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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舞和智力支持。它通过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提高社会的经济、政治力量并进而增强民族生存与发展能力。我国历史上汉唐的文化繁荣与当时国家发展的强劲活力、清末的文化危机与当时民族生命力的衰落，从正反两个方面深刻说明了文化状况与民族生命力的内在联系。，“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文化的社会作用不
是虚的，而是实实在在的。它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深层支撑。)
海尔集团运用企业文化激活“休克鱼”
现在好多企业都在走兼并这条道路，但是怎样才能兼并成功，给企业带来利润而不是包
袱?海尔企业集团在这方面可以称为我们学习的典范。海尔的经验就是把海尔的企业文化移植到这些企业中去。以兼并红星电器厂为例，海尔刚接手这家企业时，这家企业亏损巨大，已经难以维持。当海尔的人员进驻后，当月就开始减亏，并且在以后的几个月里连续减亏，直至开始盈利。这个企业海尔并没有投入一分钱，仍旧是原来的人员和设备，海尔只是派了三个人去，而且第一次进入这个企业的部门不是财务部门，而是企业文化中心。通过企业文化中心对海尔经营理念、经营模式的讲解，企业就活了起来。
(二)(学案)“云南文化现象”：对文化的经济学解读
2004年4月，从首都北京刮起一股“云南文化旋风”，并迅速以潮涌之势席卷大江南北：由著名舞蹈艺术家杨丽萍编排的大型原生态歌舞《云南映象》震撼了无数观众；云南著名作家范稳的长篇力作《水乳大地》征服了众多读者……以此为契机，云南省委、省政府举办系列文化产品的全国性推介活动，获得巨大成功。云南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异军突起，已经成为一种值得关注的文化和经济现象，更有专家、学者将之概括为“云南文化现象”。
云南是个典型的边疆、民族、贫困和高原山区四位一体的省份，经济发展受到诸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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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然而，云南丰厚的民族文化积淀，却令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羡慕不已。基于对“文化新经
济”的全新认识，2003年7月，云南省委明确提出了要用三年左右时间，把文化产业培育成为云南省新的支柱产业和经济新增长点，使云南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整体进入全国前十位的目标。文化不仅正在云南发展壮大成为一种“新经济”，而且对云南经济产生了强大的“反
哺力”。丽江被认为是文化反哺经济的一个成功范例。地处边远的丽江近年来经济发展令人
刮目相看，追根溯源，其经济腾飞的源头活水，正是1997年丽江古城被列为“世界文化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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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2003年，丽江直接来自于文化产业的收入已经达到8亿元。
文化对云南经济的贡献究竟有多大?目前尚不能对此做出一个准确的评估，但是凭着直观的感觉，文化已经渗透到云南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尤其是在云南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旅游业，更是须臾离不开文化的支撑，从旅游业中催生出文化产业，而文化产业反过来又带动了旅游业的全面繁荣。人们注意到，已经连续举办了四届的“中国昆明国际旅游节”，从今年
起开始改称“中国昆明国际文化旅游节”。专家指出，从“旅游”到“文化旅游”，标志着文化产业在云南经济中的先导性地位得以正式确立。
中国首部《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蓝皮书》发布
中国经济网北京2月18日讯(记者陈郁)中国经济网记者获悉，中国社会科学院今天发布《2010年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蓝皮书》。这是第一部系统总结我国文化软实力研究的咨询报告，它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分析和总结了我国文化软实力研究的历史渊源、基本特点、发展现状、主要成果、未来展望。
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取得长足进步
传统文化得到进一步挖掘，对外文化传播成效显著
《蓝皮书》指出，近年来，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取得长足进步，主要表现在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产业发展、区域文化软实力发展以及对内的文化发掘、对外的文化传播等方面。
一是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长足进步，尤其是近年来发展很快。200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等政策的出台，充分体现了由外层制度改革进入到核心制度改革这一演进改革路径的特点。
二是文化产业发展迅速，展示了中国文化软实力发展的广阔空间。中国的文化产业虽然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取得了长足发展。统计表明，2008年全国文化事业费达248.04亿元，比2007年增加49.08亿元，同比增长24.67%。2008年，中国电影票房连续2年保持26%以上增速，增幅居全球之首。同时，一大批极具中国特色的文艺表演如聋人舞蹈《千手观音》、中华武术、杂技艺术等，不仅在国内得到了广大观众的赞誉，在外国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三是区域文化软实力发展极为迅速。近年来，无锡、南昌、九江、青岛、重庆、深圳、武汉等几十个大中城市，相继提出增强自身软实力的思路或决策。此外，北京、上海、杭州、南京等城市，尽管没有明确提出增强城市软实力的口号，却制定了各自的城市文化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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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传统文化作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构成要素，得到了进一步发掘。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都对传统文化中的软实力要素愈来愈重视。如祭孔大典、对中华始祖黄帝、炎帝的祭祀规模越来越大，规格越来越高。以北京大学为代表，一些大学的国学院也相继成立，国学在现代社会中的意义渐趋彰显。此外，以《中华大典》、《清史》编纂为代表，与传统文化相关的大型文化工程相继推出，对于推动我国传统文化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五是对外文化传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主要表现在孔子学院的设立与汉语国际传播活动。自2004年在韩国设立首家孔子学院以来，到2008年已有238所孔子学院遍布全球近百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以欧美居多，近5万人在学习汉语，成为推广汉语教学、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品牌和平台。
我国文化产业占世界文化市场比重不足4%
我国硬实力不断增强，文化软实力相对硬实力仍有差距
蓝皮书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硬实力发展很快，国内生产总值已跃居世界第二，外汇储备已位居世界第一，军队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水平和指挥人员、作战人员的素质，使任何对手都无须怀疑我们捍卫国家安全的信心和能力。但是，我国的文化软实力与硬实力相比，两者之间的落差还比较大。
从新闻媒体的角度看，虽然我国整体实力得到很大增强，但尚未出现能在国际范围内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或媒体集团，“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还没有根本改变。例如，新闻报道与信息传播的设备、技术以及手段、方式与国际一流媒体相比尚存在较大差距；新闻报道的原创率、首发率、落地率还有待进一步增强；我国新闻媒体对国际舆论的影响力仍然较弱。
从话语权争夺的角度看，中国目前还存在着对外宣传面太宽，目标不清晰，公共外交与外宣人员缺乏，外事、外宣、内宣诸部门之间缺乏有机协调，未能很好地利用民间资源，导致在许多事件上中国在西方的国际形象比较负面，甚至有“中国威胁论”的论调出现。
从国内环境来看，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存在的首要问题就是文化产业严重滞后，而且文化产业本身也存在着集约化程度低、文化出口能力弱、文化贸易逆差严重的问题。
从国际对比来看，我国文化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大大低于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达到的10%以上的水平。美国的文化产业在世界文化市场中占43%，欧盟占34%，而整个亚太地区只有19%。在这19%当中，日本占10%，澳大利亚占5%，剩下的4%才属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亚太国家。
蓝皮书分析认为，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出现的种种问题，是由于文化体制、国民素质等深层次原因造成的，这些原因是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的瓶颈。中国在与世界文化强国竞争的过程中，既缺乏代表性的世界级文化产业集团，又缺乏以高新技术为基础的文化产业整体性结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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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皮书指出，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在国际较量中，一个国家硬实力不行，可能一打就败；一个国家软实力不行，可能不打自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在大力增强中国硬实力的同时，必须不断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
发展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必须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谐社会，以及在此基础上弘扬和发掘优秀的传统文化，推动文化创新，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一是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培育中国文化魅力；二是要增强凝聚力、吸引力，创造中国文化价值；三是要倡导共赢、责任、和谐的理念，提高中国文化的国际贡献度。此外，还要发展良好的国际关系，加大文化传播力度，努力掌握国际话语权。
新媒体渐成国家软实力传播的新渠道
软实力的构建变得越来越“柔和”
《蓝皮书》指出，21世纪，一个国家在构筑其国家形象，向国际社会传播其价值理念及文化输出时，传播手段与传播环境与先前已有很大不同，以web2.0为代表的新媒体成为建构与传播国家软实力的一个重要平台与全新渠道。
蓝皮书认为，这种不同在于更有利于实现双向沟通。传统的软实力传播大体上都是通过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进行的，而新媒体最大限度地扩大了双向沟通，可以更好地传达我方价值观与我方立场。其作为建构与传播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途径，已渐渐为大多数国家接纳并采用，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因此，运用新媒体，特别是运用web2.0为代表的新媒体平台进行的公共外交是目前外交的一种新发展，是一个国家软实力提升的全新思路，新媒体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政治因私人化的呈现而显得民主化与温情化，传播因多介质多渠道而变得无处不在，无孔不入。而软实力的建构变得越来越“柔和”，越来越“润物细无声”。
蓝皮书同时指出，当前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构建与传播面临三个“争夺”：首先，争夺概念的重新定义及故事的全新叙述，对于一些涉及基本价值观的民主、自由、人权、法制等基本概念，中国需要争夺概念定义权；其次，要争夺全球传播新平台，力争运用全球传播新渠道影响新闻报道框架及走向；最后，要争夺国家形象的生产与消费能力，软实力意味着一个国家价值观的输出、国家形象的传播。
蓝皮书认为，用好新媒体这一平台，有利于中国建构与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主张，有助于增进我方与对象国之间的相互理解，从而为中国赢得更多的国际支持，并获得更高的国际声誉与国际地位。
当前亟需确立中国现代文化的崭新形象
世人对中国文化的感知仍停留在传统元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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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皮书》指出，在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进程中，如何增强文化的现代元素，在世界范围内确立当代中国现代文化的崭新形象，是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蓝皮书指出，当下世人对中国文化形象的感知，仍然主要停留在中华民族悠久恢宏的传统文化上；在很多场合，我们习惯于向世人展示的，也多为中国文化的传统元素。
蓝皮书认为，目前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以简单的方式让世人了解今天的中国正在发生什么。在当下激烈的文化竞争中，我们不能仅靠既存的传统，而必须靠传统的新生，否则，只会引来世人以“窥奇式的心态”看待我们的文化和发展。
为此，蓝皮书指出，“中国要加强与世界的沟通与了解，多谈谈国家的创新、不断涌现的新思想以及应对诸多问题的新举措，效果都要比古老传统好得多”。在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应当更加深层次地思考和推进优秀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化，更加深层次地思考和推进基于辉煌传统的新的文化创造，更加深层次地思考和推进优秀文化成果与现代传播技术的结合，以具有时代气息和民族特色的文化成果，确立中国文化的现代形象，在崭新的现代境遇中彰显不断创新发展着的中国文化的实力和魅力。（责任编辑：李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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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七：文明(或文化)、民族、国家:离散与聚合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
（一）华夏—汉民族的形成与先秦时期的民族融合
中华民族的孕育时代，也就是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时代。据传说和考古发掘，炎黄时代至尧、舜、禹时期，黄河中游的炎、黄两大部落，不断地碰撞融合，结成联盟向东推进，战胜了以泰山为中心的太昊、少昊集团，建立起号令黄河流域各部落的大联盟，并击败江汉流域的苗蛮集团，成为可追溯的中国早期民族融合的核心。所以，我们说，黄河中下游是华夏文明的摇篮和发祥地，是华夏族肇兴的腹地。
华夏族是汉民族的前身。“华夏”一词常被用以区别中原地区的民族与其周边的民族（即蛮夷戎狄），然而，华夏族实际上也并非全为中原之旅。它融夏、商、周三族初具雏形之后，就像滔滔东注的长江，涵化万水，汇合百川，最后形成一个庞大的民族集团。大体在周代，在这个族体中，既有涵盖了共同尊奉黄帝为始祖的夏、商、周三族的“华人”，又有华夏化了的戎人、氏人和夷人。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民族融合进一步发展。当时，中原地区“华夷”逐渐走向一体，内迁异族已被华夏吸收、融合。中原四周，齐、鲁吞并诸夷，秦霸西戎，楚征服统一诸蛮，边疆地区民族融合、兼并的速度也在加快。而华夏诸侯经过激烈的兼并、分化、吸收、统一，到战国时期只剩下齐、燕、韩、赵、魏等几个大国和在它们夹缝中的几个小国了。即使是原来被称为“蛮夷”的秦、楚已同被称为“诸夏”或“中国”，与周边各族出现了进一步融合的趋势。地区性的局部统一，为华夏一统奠定了基础，也为以华夏族为核心的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民族大融合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舞台。
总之，这一时期，中原大地及其周边各族，不断地凝聚、兼并、扩张，融合成一个新的民族──华夏族。华夏族自诞生之日起，又以迁徙、聚合、民族战争等诸多方式，频频与周边各民族碰撞、交流，不断吸收新鲜血液，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地融入众多非华夏族的氏族和部落。这样，以华夏族为核心，在中国的腹心地区进行的民族融合，是为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重要特点。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
自东汉末年，由于政治的日益腐败，统一的多民族大帝国分崩离析。之后，历三国和西晋的短暂统一，又出现了东晋十六国并立和南北朝对峙的局面。在这政权分裂、战乱频仍的三百多年中，中国社会处于一个巨大动荡的旋涡之中。与此同时，由于民族大迁徙和民族大杂居，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空前的民族大融合。
这一时期，与汉族及其前身华夏族有着密切联系的各族，他们出现在中原政治舞台上以后，骤然间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过程，纷纷离散聚合。建立过政权的许多民族都纷纷与汉族融合。不论南方还是北方，民族之间双向或多向的迁徙、对流，是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特点。即一部分汉族往周边去，周边的少数民族往内地来。
在北方，史称“五胡”的匈奴、鲜卑、羯、氏、羌等塞外民族纷至沓来，在黄河流域建立了许多政权。这些民族政权，一般不管哪个民族居统治地位，大都与汉族世族阶级相联合；同时，在政权的组合上又往往采取多种形式的联合。北方民族徙居中原，纷纷建立政权，一
个最为直接的后果是：在中原地区形成了胡汉杂居的局面，为各民族的融合提供了先决条件。这些民族在与汉族的长期杂居相处与通婚中，互相依存、互相吸收，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渐渐地，他们与汉族在经济、文化、语言、服饰、姓氏、习俗乃至宗教信仰上的差异逐渐缩小，与汉族逐渐融为一体。如至北魏后期，匈奴、羯、氏、羌等少数民族已不见于史乘，柔然、吐谷浑、敕勒等也与汉族逐渐融合。到隋朝统一黄河流域，从北方迁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差不多都被汉族融合了，连鲜卑族也最终完成了汉化。当然，在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大背景下，必须要提的重要事件是──北魏孝文帝改革。
孝文帝建立北魏政权后，为了巩固统治，发展经济，增强国力，他顺应民族融合的发展趋势，模仿汉政权建立了封建政治制度，实行了三长制、均田制，改胡姓为汉姓，改胡服为汉服，提倡胡汉联姻。其中均田制的推行，使北方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有利于少数民族由游牧生活向农耕生活的转化，对民族融合产生了有力的促进作用。迁都洛阳，更可以直接地接受汉族先进文化，这大大加速了胡汉民族融合。
在南方，自秦汉以来，就有不少华夏或汉族大批进入蛮族区、西南夷及岭南地区。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为了逃避战乱和苛重的税役，或迁往河西陇右，或随晋室南迁而偏居江左，甚至在传统的蛮、俚、僚、爨等族聚居区，也能看到他们的踪迹。与此同时，豫州蛮、荆、雍州蛮向北推移，爨人被征调内地，成为南朝的编户齐民。通过这种双向的、对流式的迁徙杂居，以及不间断的武力征伐、联姻结盟和左郡左县的设置等多种渠道，南方地区汉族的夷化和夷族的汉化现象也日渐普遍。
（三）辽宋夏金元时期
自五代十国以后，历史又进入一个大分裂、大混乱之后的大统一的辽宋夏金元时期。这一时期民族融合有两个主要的特点：一是民族融合先在各民族政权统治区域内进行，亦即主要在边疆进行。二是在北宋──辽──西夏、南宋──金──西夏对峙、纷争、冲突与逐步走向统一的过程中，由于民族大迁徙而再次改变民族分别格局，从而促进了一次新的民族大融合，为元的空前统一奠定了基础。
在宋的北部，辽夏金北族王朝的建立，促进了这一地区的民族融合。
建立辽的契丹源于鲜卑。它是在东灭渤海，频繁征伐回鹘、新罗、吐蕃、党项、室韦、沙陀、乌古等民族和不断向南扩张而逐渐发展起来的。随着向南发展，辽治下的汉人日益增多，在与中原的冲突和交融之中，缩小了差距，民族融合的最后结果是形成了以汉文化为核心又带有契丹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的辽文化。
西夏为党项族所建，而党项族又是以党项羌为主体，吸收氐、羌、吐蕃以及西北地区其他民族成分而形成的重要民族，其发展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民族融合过程。西夏建国后，势力迅速扩大，相继与北宋、辽、金、南宋形成鼎立局面，盛时辖今宁夏、陕北、甘肃西部和内蒙古的一部分，为我国西北部的开发、统一与西北民族融合作出了贡献。
源于黑水靺鞨，崛起于东北的女真，灭辽亡宋建立了金。金灭辽，承继了辽文化，直接与汉文化相碰撞。尤其是在南下的过程中，金把大批俘获的汉人迁往东北，又把大批的女真人迁出故地，散居契丹、汉人地区。这种民族间的迁徙、杂处，促进了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
篇八：文明(或文化)、民族、国家:离散与聚合
内乡三高2021——2022学年度第一学期高一年级历史教案
第一单元：从中华文明起源到秦汉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与巩固
课题
第1课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国家
第1课时
课标要求
教学目标
重难点
通过了解石器时代中国境内有代表性的文化遗存认识它们与中华文明起源以及私有制、阶级和国家产生的关系；通过甲骨文、青铜铭文及其他文献记载，了解私有制、阶级和早期国家的起源特征。
唯物史观：通过对中国境内的文明遗存的了解，认识“多元一体”的文明起源特征；认识生产力的发展与私有制、阶级及国家产生的关系，了解早期国家的特征。时空观念：了解中国境内文明遗存主要分布在黄河和长江流域，分布趋势从满天星斗趋向于中原中心，知道商周时期我国由石器时代转向青铜文化，掌握夏商西周的起止时间与统治范围。历史解释：概述中华文明的起源特征，掌握西周分封制与宗法制、奴隶主土地国有制，知道其对后来朝代国家统治方式产生的深远影响。史料实证：结合相关史料、考古发掘，引导学生认识石器时代的生产生活方式与早期国家特征，培养学生分析史料的能力。家国情怀：通过学习体会中国式远古人类的重要起源地，中华文明是人类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源远流长，展现了自身发展道路的独特魅力。
教学重点：石器时代代表性文化遗址；西周的分封制与宗法制；私有制、阶级与国家产生的关系教学难点：探究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国家的特点，加强对“多元一体”观的认识。
课前预习阅读中华文明的起源，初步认识“多元一体、中原核心”的特征
重难点突破【情境创设】历史含义：广义地说，是指一切事物以往的运动发展过程，分为自然发展史和人类社会发展史。狭义地讲仅指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钱穆：“历史是人生一切经验的总记录和总检讨”历史的功用：陈寅恪：“如无史，何所鉴戒？何所取法？华夏民族无从因袭，将不复存在矣。”钱穆：“惟知之深，故爱之切。若一民族对其已往历史无所了知，此必为无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分子，对其民族，必无甚深之爱，必不能为其民族真奋斗而牺牲，此民族终将无争存于并世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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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授新课】一、石器时代的古人类和文化遗存
1.按生产力水平（劳动工具材质）分期：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
旧石器时代（打制方法）：距今约200万年——1万年新石器时代（打磨结合）：距今约1万年——4千年
早期：距今约1万——7千年中期：距今约7千——5千年晚期：距今约5千——4千年（1）旧石器时代：含义：以打制方法制作石器的时代代表性遗址：元谋人（约170万年）、北京人（约70至20万年）
问：阅读课本P2内容你能指出这一时期的生产生活方式是怎样的？
生产生活方式：从事渔猎和采集，过着群居生活，已经学会用火
（2）新石器时代含义：以磨制方法制作石器的时代代表性遗址：距今约7000至5000年：仰韶文化（黄河中游）彩绘陶器、粟大汶口文化（黄河下游）河姆渡文化（长江下游）水稻、养蚕缫丝距今约5000年（晚期）：龙山文化（黄河）黑陶（蛋壳陶）红山文化（辽河上游）玉器、祭坛、神庙良渚文化（长江下游）玉器、祭坛、神庙
问：阅读课本P3内容，说说这一时期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是怎样的？
大量使用陶器，开始从事原始农业，饲养家畜，生活逐渐稳定，修建村落、定居生活
2
第2课时
思考1：中国石器时代古人类遗址分布呈现怎样的特征？如何认识中华文明的多源性与统一性问题？
从遗址的分布来看，地域不限于中原，而是北至今长城地带，南至长江以南的水乡，东至黄海之滨，西至秦晋黄土高原。大约在距今五千年前，中华大地文明之起源，已如满天星斗，八方雄起。其中，地处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是部落迁徙、分合、冲突的最为集中、最为突出的地区，是中华文化融合的核心地区。——王家范等《大学中国史》分布特点：遗存数量多、分布广泛，既分散又集中、主要分布在黄河和长江流域；分布趋势从满天星斗逐渐朝中原核心的方向发展，呈现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的特点。相对于世界其他几大历史文化系统而言，中国文化是自我一系的；中国古代文化又是多源的；它的发展不是一条线贯彻始终，而是多条线互有交错的网络系统，但又有主有次。各大文化区系既相对稳定，又不是封闭的……中国文明之所以独具特色、丰富多彩、连绵不断，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形成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并在数千年来始终屹立在世界的东方，都与中国文化的传统、中国文明的多源性有密切关系。——苏秉琦《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苏秉琦认为在距今6000年左右，从辽西到良渚，中华大地的文明火花如满天星斗一样璀璨,这些文化系统各有其根源,分别创造出灿烂的文化。……诸文化之间的互动和交流也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密切,逐渐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圈，又叫“最初的中国”。2.按生产关系（社会组织）阶段发展特征分期：原始人群、母系氏族社会和父系氏族社会在原始农业、手工业、家畜饲养相继得到一定的发展之后，人类所创造的社会财富，社会财富的积累亦逐渐增多，在人们的头脑中，便孽生出对社会财富的追求和物质的贪欲。氏族首领受这种思想观念的支配，往往就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权力，想方设法化公为私，占有社会财富。一旦社会财富被私人占有，氏族社会的公有制便遭到破坏，私有制便产生，进而导致阶级的产生。一旦阶级和阶级矛盾在氏族社会中出现，人类社会的历史，便开始向文明时代跨进了，文明社会即将到来。——李友谋，《仰韶文化与中国古代文明》，载《中原文物》2002年第3期母系氏族社会：旧石器时代晚期，生产力水平低下，共同劳动，成果共享。父系氏族社会：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社会贫富分化与不平等出现，氏族间的联系趋于紧密，形成较大的部落甚至部落联盟。私有制出现，阶级分化日益明显，部落中出现了权贵阶层，他们通过战争不断争夺财富和权力。中国即将迈入阶级社会的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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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部落到国家
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国家形成的标志为：一是阶级的存在，二是凌驾于社会之
上的公共权力的设立。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曹大为等在《中国大通史·导论·史前》认为：阶级或阶层的出现是这一管理机构得以
建立的社会基础，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的设立则是国家的社会职能，是国家机器
的本质特征。
1.原始部落时代：三皇五帝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礼记·礼运》
三皇时代较早，名称众说不一，生化色彩浓厚；
五帝事迹较为具体
黄帝联合炎帝形成炎黄部落联盟，被后世共尊为华夏始祖。
尧舜实行“禅让”，民主推选部落联盟首领。
万邦时代：相当于五帝后期的龙山文化时代，邦国林立，出现了宫殿、天文建筑、礼
器、阶层，具备了国家的初始形态
2.夏朝的建立及统治
（1）夏朝建立：约公元前2070年，禹建立了我国最早的奴隶制国家夏朝。
“自禹至桀十七世……用岁四百七十一年。”
——《竹书纪年》
“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
——《尚书·召诰》
“殷革夏命。”
——《尚书·多士》
“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
——《左传·哀公七年》
“天命禹（敷）土。”
——西周中期青铜盨铭文
历史遗存：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文化
（2）政治制度：
①禹死后，其子启继位，王位世袭制代替禅让制，“公天下”变为“家天下”。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
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
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
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礼记》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
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
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
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
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礼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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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课时
思考2：阅读P5学思之窗：关于启的继位，古书中有不同记载，你从中得到什么信息？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
辟居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
——《史记·夏本纪》“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
——《战国策·燕策一》世袭制取代禅让制，选贤举能的“公天下”变为“家天下”。古人对启继位的途径和方式持有不同意见，反映了世袭制取代禅让制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可能存在着斗争
②夏王是最高统治者③中央设有主管行政、军事、司法、宗教的机构与职官④对夏部落生活的地区直接统治，对其他地方间接统治（3）灭亡：夏桀暴虐无道，约BC1600年，商汤打败夏兵，把桀放逐到南方。（4）科技成就：历法《夏小正》，载有一年中各个月份的物候、天象、气象和农事等内容。三、商和西周《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经·大雅·生民》：“履帝武（迹）敏（脚拇指），歆（欣然），攸（you)介(qi，)攸止（神灵护佑总吉利）。”1.商朝（约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046年）（1）建立：约公元前1600年，汤灭夏后建立商朝。（盘庚迁殷）“然后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以其遵成汤之德也。”
——《史记·殷本纪》据载，商朝的都城多次迁移，后来定于殷。历史遗存：河南安阳殷墟遗址（2）国家机构更完善：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君）。
---《尚书·酒诰》①商王是最高统治者，商王之下设有尹及各类事务官②内外服制：商朝的国家管理结构。内服指商王直接控制的王畿，外服指商王间接控制的方国和部族。“在商开国初期，内服臣子在国家政权建设与巩固、王位继承等重大事情上具有决定王朝命运的重要作用。而此时的外服，因中央政权的稳固，没有发生叛乱的情况。”
——张利军：《商代内外服制度的发展、演变》，《兰州学刊》问：商朝为什么推行内外服制？
（3）灭亡：商朝晚期，社会矛盾尖锐，王纣暴虐。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伐纣。（帝辛）“而用费中为政，费中善好利，殷人弗亲。纣又用恶来，恶来善毁谗，诸侯以
此益疏。”——《史记·殷本纪》（商后期）“帝乙处殷。二年，周人伐商。”——《太平御览》（4）科技文化：
①甲骨文：是商人刻写的占卜记录，是一种成熟的文字。②青铜器：殷墟还出土了许多青铜器皿，造型雄奇纹饰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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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历法：夏历改进为殷历。干支纪日法是最大的成就，是世界上延续至今的最长的
纪日方法。
2.西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
（1）建立：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伐商，定都镐京，史称西周。
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期
清明。
——《诗经》
“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有事利金，用作檀
公宝尊彝。”
——《利簋铭文》
“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
——《尚书·牧誓》
（2）政治制度：分封制与宗法制，史称“封建亲戚，以蕃屏周。”
欲观周之所以定天下，必自其制度始矣……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
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
①分封制：权力分配制度
（武王）封商纣子禄父殷之余民。……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帝尧
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
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召公奭于燕。封弟叔所于管，弟叔度于蔡。余
各以次受封。
——《史记·周本纪》
分封的推行，是以周人自己的血缘政治纽带，取代先前外服制盘根错节的地方势力，
使得异族势力难以反叛，从而实现了不同族群的杂居。
——李凯《史料的遴选应是中学史料实证的重点》
商王的征伐只不过迫使叛逆者屈服，尚未有把被征服地区的土地人口授予自己的亲
戚子弟统治的事实；而周人的各封国却造成了前多未有的不同族人混居在一起的现象。
——沈长云《上古史探究》
对象：王族、功臣、古代帝王的后代（同姓亲族是主体）
主要封国：齐、鲁、燕、卫、宋、晋
分封内容：王畿以外的广大地区的土地和人民
等级关系：天子-诸侯-卿大夫-士
诸侯权利：继续分封、设置官员、建立武装、征派赋役
诸侯义务：服从命令、镇守疆土、随从作战、交纳贡赋、朝觐述职
影响：
积极：大大加强了周天子对地方的控制，巩固了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开发了
边远地区，传播了周文化，有利于形成统一的文化，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消极：受封诸侯在领地内享有相当大的独立性，易形成割据势力。
②宗法制：权力继承制度
“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至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
亲，皆有等衰。”
——《左传·桓公二年》
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
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是庙数之制；三是同姓不婚之制。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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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课时
概念：是以父系血缘亲疏与嫡庶关
系来确定继承关系和名分的制度。
特点：嫡长子继承制（核心）；严
格的大宗小宗体系，小宗必须服从大宗；
血缘关系与政治关系结合。（“家”与“国”
紧密结合）
作用：与分封制相互补充解决了统
治阶级内部在权力和财产分配方面的冲
突与矛盾，稳固及加强分封制形成的统治
秩序。
③礼乐制：权力维持制度，即为维护和规范分封制及宗法制的稳定所形成的政治制度
"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又云:"君臣、上下、父子、
兄弟，非礼不定。"
——《礼记·曲礼》
“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乐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
则莫不和顺；乐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故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
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
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
——《乐记》
礼的本质是异；乐的本质是和谐。
④分封制与宗法制的关系：互为表里，相互补充
宗法制是分封制的依据和基础，分封制是宗法制在政治制度方面的体现。礼乐制维护
了分封制及宗法制所形成的等级制度。
⑤民本观念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尚书·夏书·五子之歌》
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
——《尚书·酒诰》
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尚书·泰誓上》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尚书·泰誓中》
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
——《尚书·梓材》
问：上述材料反映了怎样的思想观念？有什么历史意义？
（3）西周灭亡:
公元前841年，周厉王贪财好利，为政暴虐，引发了“国人暴动”。周厉王出逃，诸侯
共伯和被推举摄政，史称共和行政。
公元前771年，西北游牧民族犬戎乘西周王室内乱，攻破镐京，杀死周幽王，西周灭
亡。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开启东周。
3.商周时期的社会经济
（1）农业：
①生产工具：主要是木、石、骨、蚌等，出现青铜农具，但很少使用。
②土地制度：奴隶主土地国有制，周天子名义上占有全国的的土地和臣民，土地不能
随意买卖。井田制是土地的经营方式，因土地整治规则，有沟渠灌溉、道路疆界划分。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诗经·小雅·北山》
“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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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事，所以别野人也。”
——《孟子·滕文公上》
“有渰（yǎn，云兴起的样子）萋萋（qī草茂盛的样子），兴雨祈祈。雨我公田，遂
及我私。”
——《诗经·小雅·大田》
（2）手工业：
①青铜铸造：手工业主要部门，种类繁多，大量西周青铜器铭文，反映了西周贵族的
各种活动。创造了辉煌灿烂的青铜文化。
②丝织业：世界上最早养蚕缫丝的国家。
4.中国早期国家的主要特征
①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国家的政治结构，家国一体，家国同构；
②等级森严；
③神权与王权相结合；神权色彩浓厚；
④最高执政集团尚未实现权力的高度集中；
⑤开始形成统一的心理文化认同。
思考3：“中国”一词在古代是什么意思？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材料四表达了什么内容？
材料一：“中”指居中集众之旗，隐身为中心，中央；“国”指执戈捍卫之城，进而指
称军事、政治中心地。……“中国”初义是“中央之城”，即周天子所居京师（首都），与“四
方”对称。——冯天瑜：《“中国”的古今演绎》，载《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年
材料二：《春秋·毛传》：“中国，京师也。”
材料三：“案京师为首，诸侯为手，四裔为足，所以为中国人也。”
——王绍兰《说文段注订补》
材料四：“整个中国是一个‘天下’，‘天下’没有边，也没有界线，只有向远处扩散而
逐渐淡化的影响力。而且，这种影响力不一定是统治的权力，而是通过文化交融而构成的
一个新文化，其中包含了各种地方文化。将各种地方文化吸纳入中原文化，使‘天下’的
文化多元而渐变，共存而不排他。这样一个核心，加上其放射的影响力，终于形成了后世
的‘中国’······‘中原’向四周扩散，又不断融合，终于熔铸为一个人数众多的文化、经
济、政治共同体。”——许倬云：《说中国》，47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中国”一词为中央之国，首都。
材料四说明了多元一体的中国的形成受到中原文化影响，各种地方文化与中华文化融
合，形成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说明商周时期，中原华夏民族和周边少数民族不断融
合，形成了中华文化的早期形态。
五千年古老文明的民族灵魂是什么？要继承什么？发扬什么？一是有巨大的凝聚力，
一是有无穷的创造力，再是有无限的生命力。一浪比一浪高，延绵不绝，这是我们民族精
神的源泉。我们从考古材料得出这样的认识，我们就有信心说我们的工作是可以为振兴中
华、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服务的。
——苏秉琦
课后作业
课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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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九：文明(或文化)、民族、国家:离散与聚合
汉文化在发展中形成的天下观和族群观中原汉族在看待边缘地带的民族时看重的是他们的文化动态取向忽视的是体质方面的差异对族际通婚没有采取歧视和排斥的态度而是采取宽容的态度再加上汉族在文化技术方面的先进吸引了许多少数民族与汉族通婚
影响和促成民族融合的相关因素及民族融合的
途径
Companynumber：【0089WT-8898YT-W8CCB-BUUT-202108】
影响和促成民族融合的相关因素及民族融合的途径众所周知,我国是以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之间关系几度风雨,民族融合的意义重大.现在社会上对民族问题的关注度很高，与此相关，有关民族融合的话题也就多了起来。虽然，“民族融合”不是个新词，甚至在我国还是个久经讨论的概念，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仍然是一个涉及政策和社会观念的重要问题.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历史以来，在中国古代文明滋生的这块东方沃土上，先后生息和居住过许多民族，一些民族消失了，另一些民族又勃然而兴起。伴随着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的多元起源与发展，以及统一、分裂、再统一的反复交替，古代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借鉴，促成了中国各民族共同的历史进步。但是，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讲，我国现代的以及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所有民族，其血统都不是纯而又纯的，都曾经经历过不同类型的融合与同化。各民族共祖同源和多源多流的亲密关系，在历史上曾起过维系民族团结的纽带作用。如今，我们所讲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基于长期交流与融合而形成的具有丰富内涵的联合共同体。（一）互补互惠的族际经济联系与民族融合经济关系是民族间的基本关系和必然联系，所以，历史上的民族融合，是要受经济发展规律支配的。在服从经济支配的前提下，民族融合自身也是有规律可循的。基于生态环境和社会传统的多样性，历史上我国各民族传统经济区域呈现为南北三个发展带和农耕、畜牧两个大的经济区。从南北方向看，秦岭－淮河以南是以汉族为主体经营的水田农业发展带，秦岭－淮河以北至秦长城是以汉族为主体经营的旱地农业发展带，而秦长城以北是历史上以北方民族为主体经营的游牧和狩猎经济发展带。从经济区来说，西部和西北部游牧民族活动的中心，是传统的畜牧经济区。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是发达的农耕经济区。不同的经济类型具有一定的互补性。一般而言，农
耕民族以种植业为主，兼养家畜，经济稳定，基本上能够满足自身的生活需要，但也向往游牧民族优质的畜产品。游牧民族在茫茫草原上放牧牛羊，畜群为主要的生产资料，产品相对单一，需要与农耕民族进行频繁的交换，换取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以补生活之需。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历史发展的任何时期，两大河中下游发达的农耕经济，一直对周边地区各族群起着凝聚和核心的作用，产生出很强的吸引力和“向心力”。这种农业文明蕴藏的力量，使许多进入汉区农业社会里的民族，不同程度地融入汉族之中。历史上，我国各民族间的经济交往是多层面、多途径的。总体而观，至少包括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官方层，如移民实边和屯垦、“马绢互市”和“茶马贸易”。第二个层次除了跨地区的民间贸易以外，更主要的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互助、互惠、互利。孝文帝建立北魏政权后，为了巩固统治，发展经济，增强国力，他顺应民族融合的发展趋势，模仿汉政权建立了封建政治制度，实行了三长制、均田制，改胡姓为汉姓，改胡服为汉服，提倡胡汉联姻。其中均田制的推行，使北方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有利于少数民族由游牧生活向农耕生活的转化，对民族融合产生了有力的促进作用。无论在任何时期，即使在分裂和战争年代，在这两个层面上互通有无的经济联系，也未曾中断过。这是汉族与各民族人民经济联系的纽带，也是各族间相互依存彼此融合的重要经济基础。（二）思想文化上的相互交融、认同与民族融合
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思想文化上的相互交融、认同，从来没有停止过。先秦时期，华夏文化自诞生之日起，就不断地辐射、膨胀，吸收新鲜血液，为秦汉“天下为一，万里同风”的大一统文化格局奠定了基础。自汉以后，儒、释、道相互融合，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力量。魏晋南北朝时期，游牧或半游半牧民族的“胡”文化与中原农耕民族的“汉”文化激荡交汇，在冲突中走向融合，在北方，史称“五胡”的匈奴、鲜卑、羯、氏、羌等塞外民族纷至沓来，在黄河流域建立了许多政权。这些民族政权，一
般不管哪个民族居统治地位，大都与汉族世族阶级相联合；同时，在政权的组合上又往往采取多种形式的联合。北方民族徙居中原，纷纷建立政权，一个最为直接的后果是：在中原地区形成了胡汉杂居的局面，为各民族的融合提供了先决条件。隋唐时期，统治者提倡“华夷一家”，为各民族文化的交融与渗透，提供了宽松融洽的气氛。宋辽夏金元时期，各民族文化又在震荡迭起的历史巨变中，经受了进一步的锻造。明清，中华文化系统内再次出现各民族文化整合的高潮。就这样，经过悠悠数千年的不断碰撞和交融，中华传统文化形成了一个多源汇聚的庞大体系。在这个兼收并蓄、兼容并包的思想文化体系中，大一统思想成为民族融合的精神动力，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理念和精神是民族融合的基础，中原文化与“四夷”文化的交融，是实现民族融合的途径。
考察中国古代史，虽然不乏征战、分裂的历史真实，虽然封建统治者多有“夷夏之别”的观念和大民族主义思想的桎梏，然而，“华夷一家”的大一统思想和中国文化中的“和”、“合”精神，一直是民族融合的精神动力。大一统思想萌芽、发展于先秦，在秦汉的政治实践中得到实现，经魏晋南北朝的正统之争，逐步实现南北文化思想的认同。之后，进入了大发展的时期，至清发展成为中华整体的观念。这种思想体系，表现在认识和处理民族关系上就是“华夷一统”、“华夷一家”、“夷夏一家”，体现在文化中就是“和”、“合”精神，具体又通过“怀柔”、“羁糜”等对边疆民族政策得到实践。它的推行，有利于冲破民族畛域，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融合。
理念和精神文化的融合，是民族融合的基础。理念的趋同使民族的心理素质走向一致，民族的认同感由此而产生。故作为意识形态的精神文化在民族融合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众所周知，我国的历朝统治者，都自视是作为文明标志的“礼”的承载者，负有对万民教化的责任。统治者通过官学、科举等制度，把自己的意识形态推广到各地各民族。
儒学在汉朝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宋朝以后，由于进一步系统化、世俗化、平民化，成为官民之间、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强大的整合力量。?
（三）各民族迁徙杂居与民族融合?中国各民族自身发展与彼此关系的日趋密切，与历史上的民族迁徙和人口流动密切相关。换言之，正是通过不同民族间的辗转流动与交错杂居局面的形成，才可能有经济文化的频繁交往和彼此感情的沟通，才可能有更为广泛的民族融合。所以，民族迁徙是影响民族融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国古代民族种类繁多，彼此间融合兼并，兴衰嬗变，有分有合，情况极为复杂。一般而言，汉族及其先民以黄河和长江为摇篮，崛起于中原大地，从很早的古代起，就向四方迁徙，波浪式地从点到线、从线到面，与周围各民族和睦相处。少数民族很早就散居四方，如春秋战国时期，东方九夷、南方苗蛮、西方氐羌、北方戎狄及东北肃镇等民族群体，竞相登上历史舞台，与汉族交往频繁。中国历史上的各民族，在空间上的变动表现为民族迁徙或民族分布，在时间上的变动则表现为民族的演变过程。而任何一个民族的聚合与离散，原因都是多方面的。譬如黄河上游的羌戎族群，自先秦两汉至唐宋，持续不断向东西南北四方扩散，既有来自羌戎各族群内部社会进化、拓展生存与发展空间的原因，也有来自外部，诸如来自中原王朝和汉族的渗透扩张以及来自北方各游牧民族不断南下所形成的巨大压力的因素。扩散的方式与途径，或逐水草而流动，或举族内迁，或拓土移民，或被他族掳去。所以，我们必须在多民族历史宏观进程的框架中，去把握历史上民族迁徙与民族融合的相互关系。?民族的分布与迁徙是一个异常复杂的动态演变过程。从民族关系史的视角而言，寇边与攘夷、内附与反叛、和亲与征讨、互市与封锁、怀柔与威服、相互安惠与兵戎相向，都是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冲突与聚合的不同表现形态。从民族历史发展的纵向上
看，商周开拓边地，秦汉移民戍边，东晋五胡问鼎中原，南北朝隋唐民族大融合，五代以降，契丹女真南下，蒙古族满族入主中原，以及因战争和各种社会、历史、自然因素的影响，致使各民族间的汇聚、分解、融合时有发生。正是因为这种动态的民族迁徙，总是不断地冲破民族界线，打破民族间的隔绝状态，为各民族深层次交往和真正的文化沟通，为各民族间的相互融合和同化创造了条件，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进程。?
（四）族际通婚与民族融合?从生物基础和血统上讲，由于族际通婚，世界上纯而又纯的民族是很少见的。所以，国际学术界常把族际通婚作为民族融合的一个重要指标。?中国历史上族际通婚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汉文化在发展中形成的“天下观”和“族群观”，中原汉族在看待边缘地带的民族时，看重的是他们的“文化”动态取向，忽视的是体质方面的差异，对族际通婚没有采取歧视和排斥的态度，而是采取宽容的态度，再加上汉族在文化技术方面的先进，吸引了许多少数民族与汉族通婚。同时，无论哪一个王朝，一旦进入中原立足或成为统一中国的正统皇帝，为了得到各族民众的支持，都或早或迟地鼓励民族间的通婚。?通婚是民族融合的一个重要方面。提到通婚，谁都会联想到历史上的和亲。?和亲，作为中国历史上各民族、各政权首领间为平衡彼此政治关系而缔结的一种姻亲关系，从汉代绝唱昭君出塞，唐代文成公主入藏，到满洲贵族与蒙古王公联姻，不下数百例。在和亲过程中，战争与和平的交替，权谋与友谊的糅合，战争与爱情的冲突，汉风与番俗的差异，无数次扣响人们的心弦，酿就了太多的悲喜剧。就其历史作用，史家各有说道，但在以下两点人们的看法基本一致。?
首先，和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化干戈为玉帛，避免民族冲突和战争，缓和民族矛盾，冲淡了民族偏见，增进了民族情感。如由于汉朝与匈奴的和亲的影响，至汉末魏
初，入居塞内的匈奴人已有不少改姓刘，理由是从母姓。那时匈奴酋帅改姓刘的目的，是要改善自己的形象，以便在汉人中产生某种亲近感和感召力。?
其次，有利于推动民族融合与同化。随着和亲的缔结，姻亲关系的确立，联姻双方即建立了翁婿、舅甥、兄弟关系，这不仅在血缘上加速了民族融合，同时，和亲过程中诸政权间建立的聘问、朝贡、馈赠、贺旦、互市等广泛交往，周边民族在潜移默化中，渐染华风，加速了汉化。尤其是质子，他们习汉语、汉文、汉仪，与汉族显宦名士交游，汉化速度最快。他们回本部后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
总之，无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现实需要上来讲．民族融合都是一种正面的概念和积极的因素。当前人们关注民族问题，谈论民族融合，我们没有理由反对。任何固化民族界限的主张和行为都是有违自然规律，也是不利于各民族发展进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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