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期食品安全问题凸显的大背景下，目前我国水产养殖业从生产到流通各个环节，“药物依赖”也挥之难去。“兽药鱼用”和“人药鱼用”暗流涌动，潜伏着餐桌污染威胁。
养鱼“打药”趋于常态
权威数据显示，我国海淡水养殖池塘总面积达4100万亩，已成为我国最主要的养殖方式。在我国中部地区的湖南、湖北两省交界处长江两岸广袤的原野上，天然湖泊和人工精养鱼池联排成串。
中部湖区主干道、乡村公路两旁的鱼药店几乎与饲料店数量一样多。随便走进一家占地近百平米的“鱼药超市”，就能看到各种药物堆满了几个大货架。货架背后，还有用大袋、大桶盛装的各种药物。从标签上看，“养水王”标称用菌类、葡萄糖、维生素、氨基酸、活性酶等合成，老绿、黑臭、铁锈和白浊的鱼池水用后就能变清；“黄金氧”、“久久氧”等则用“免疫酶”、解毒剂、增氧剂制造，投进水里能大量增氧。
一些长期从事水产贩运生意的“鱼老板”说，有多年经验的养鱼户和一些鱼药门店老板如今都算得上是“兼职鱼医生”。有“鱼老板”算账说，如今精养鱼池成本投入中，鱼药花费约占5%甚至更高。养一季鱼，投放从治鳃病、肠炎、烂鳍到肝病等的药，加上人工授精、孵化等环节，用药少则几种，多则十多种，已经趋于“常态化”。
禁药“药残”暗流涌动
一位在政府机构从事水生动物防疫检测的专家说，鱼药是精养鱼业主要生产资料之一，但投喂鱼药也会带来“药残”问题，如抗生素等“药残”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会对食用者的身体健康带来负面影响。为此，内陆很多水产大县公共财政每年大约要投入上百万元，组织大量人力、物力采集数以千计的水样和鱼样进行化验。一些水产大省的水产部门干部或专家一方面肯定，随着监管政策落实，上市水产“药残”合格率有了很大提高；一方面也坦言目前“药残”和使用国家禁用药问题，在少数养殖领域依旧“阴魂不散”。
今年年初披露的信息显示，农业部渔业局去年组织27家水产品质检机构对全国30个省（区、市）及计划单列市开展的一次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就从随机抽检的997家水产养殖单位中发现有25家单位样品含有会对人体或者环境构成危害的禁用药物。其中，一些省份出产的甲鱼、对虾、河蟹、青虾、鲫鱼被检出硝基呋喃类代谢物，还有些省市的鲫鱼、草鱼、鲤鱼样本被检出“孔雀石绿”。在发现的问题中，草鱼、河蟹体内五氯酚钠、对虾体内氯霉素残留等问题也被查获。
兽药、人药鱼也照吃
一些业界人士和专家指出，我国目前针对水产领域“药物依赖”的相关管理措施还有很大提升和完善的空间。一方面，政策严令禁止很多违禁品在水产养殖业的使用，但却允许其他领域公开生产、销售和使用这些药物，这使得一些唯利是图的养殖户通过合法渠道花点小钱就能轻易买到这些违禁品。另一方面，科学研究证明很多药物可以兽用或人用，但若鱼用却会带来危害。目前，我国水产药物研究缺乏独立性，新药开发水平不高，真正的鱼药可选择的余地有限，这导致目前市面上五花八门的鱼药涌现，其中很多实为兽药和人药。
一些专家担忧地说，伴随着不断上升的行业景气度，我国水产业养殖主体越来越多。至“十一五”末，农业部渔业局初期建立的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生产单位数据库内，就已经收集整理各地有近10万个水产养殖单位，而尚未被纳入“数据库”视野的散养户和新建规模化养殖单位还多如牛毛。但与之不相适应的是，能兼顾生产和质量安全的公益性技术服务体系没有得到相应增强。相反，基层过去作为“单位人”的“水产技术员”，却被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鱼医生”取代。
“惠渔”才有健康保障
一些水产养殖主产区干部和专家认为，我国水产养殖业产品质量安全建设的关键点之一在于控制“药残”并逐步减轻对药物的依赖。为此，需要一手抓监管创新“治渔”，一手抓水产养殖业基础改善和政策扶植“惠渔”，只有标本兼治“两手抓”，中国水产业才有希望高质量健康地发展。
据了解，我国内陆省份人工养殖水面的基础，绝大多数成形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之前。很多早期建设的养鱼水面本身建设标准就不高，加上长期使用缺乏维护而逐年淤积，更是导致很多鱼池水深从3米以上缩减至两米以内。加之养殖水面存在的水源、输电、公路配套不到位或不完善，增氧机、投饵机、清淤机等先进渔业机械设备难普及。在如此恶劣的生产条件下，密集养殖鱼类相互之间摩擦造成的体外伤等水产病害必然多发并迅速蔓延，健康养殖也就无从谈起。养殖户为维持生计，必然依赖用药。
有专家认为，水产品质量水平的提高，还须依靠工厂化、标准化的规模养殖。对此，国家应采取引导性措施，促使金融机构将水产品收购纳入农产品收购计划之内，给予资金和贷款支持；对新上的水产品大型加工项目，应给予固定资产添置补助和生产流通资金贷款支持；对具有影响力的水产龙头企业，国家应有配套的信贷扶持和税收政策。
（摘自《经济参考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