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由不同历史文化蕴积而成的一座历史文化古城，在恢宏壮观的东方风情的中式建筑中，还间或点缀着一些不同风格的西式建筑。随着基督教的传人，教堂建筑也在北京落成，使我们这个东方古都展现出更丰富多样、独具特色的建筑风景，也向人们昭示着北京这座古老城市兼收并蓄、包容一切的气魄与胸怀。作为教堂建筑之一的南堂，正在向来往的人们彰显自己的古老和悠久。
传统建筑到西洋风格的演变
南堂位于西城区前门西大街141号，坐北朝南，南临前门西大街，北至月芽胡同，西侧在宣武门内大街以东冻至西城区长安幼儿园西侧。南堂，这座天主的圣殿、基督徒灵魂的栖息地，是北京城内建造的第一座教堂，南堂是我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天主堂，是无玷始胎圣母堂，承载着中国天主教四百年历史的沧桑巨变。由于教堂位于宣武门大街的南端，京城百姓便称之为宣武门教堂。又因其方位在北京城的南部，与北堂遥遥相对，所以人们也习惯地称之为南堂。南堂是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
南堂(圣母无染原罪堂)始建于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是北京城区内最古老的天主教堂，位于宣武门北侧的前门西大街141号。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明神宗皇帝批给来华的耶稣会士的住地。意大利藉耶稣会士利玛窦来京后也在此地居住。利玛窦以黄金五百两买下其住地旁的“首善书院”(原为明末东林讲学之所)，将其作为私人祈祷所，规模很小。随着信教人数的不断增加，在明万历三十三年利玛窦神父将其改建成了一座小教堂，名叫宣武门礼拜堂，是一座中国传统形式的建筑，仅在醒目的位置安放了一座十字架以表示其天主教堂的身份，当时北京有奉教者二百余人。
清顺治七年(1650年)日尔曼籍传教士汤若望将其扩建为城内第一大教堂，成为今天的南堂规模，是中国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座堂。德国耶稣会士汤若望将其建成一座20米高的巴洛克式大教堂，圣堂长八丈，宽四丈四尺，奉无染原罪圣母为主保。同时还在西侧建神父住宅、天文台、藏书楼和仪器馆，四米高的铁十字架矗立在教堂的顶端。教堂竣工后，汤若望神父立碑记其事(此碑现今仍留在圣堂两侧)。顺治皇帝曾24次驾临南堂，与当时身为清钦天监监正的汤若望神父恳切交谈。汤若望曾撰写中、拉两种文字《建堂碑记》刻于大门门额上的大理石以记录重建工程。顺治皇帝为新南堂题“钦崇天道”四字匾额，“命礼部尚书于孔子六十六代孙衍圣公，行大礼，斋送到天主堂内，敬谨悬挂”，后再书“通玄佳境”匾额，赠与天主堂。顺治十年又撰写了《天主堂碑记》。清康熙三年(1664年)，汤若望被弹劾下狱，该堂一度被毁，汤案平反后康熙又拨银重建。重建之后，康熙皇帝题：“无始无终，先作形声真主宰；宣仁宣意，聿昭拯济大权衡”的长联，门额“天文历法，可传永久”，堂中匾额“密合天行，尽善尽美”，后厅匾额“声清气和”和对联“云从高处望，琴向静中弹”。顺治帝对汤若望作了高度的评价。因汤若望的博学和友善，还亲切地尊称59岁的汤若望神父为“玛法”(玛法是满语：“父亲”的意思)，汤若望历任满清两朝官吏，官至二品钦天监监正。顺治皇帝曾御制天主堂碑铭。现在，这些碑记排列在堂前东西两侧的墙壁上。
康熙五年(1666年)，汤若望神父去世，继之而来的是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康熙十四年(1675年)，康熙皇帝两次驾临南堂，命侍卫大臣赵昌等在堂叩拜天主。回朝后御题“万有真原”匾额，命悬挂天主堂内，又命摹写若干份送各省天主堂一体悬挂。另有御题“敬天”二字之匾亦命悬挂。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成立北京教区，任命意大利籍伊大仁(又名康和之)为主教，南堂作为主教府。此后南堂遭地震破坏。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康熙帝为南堂作律诗一首：“森森万象眼轮中，须识由来是化工。体一何终而何始，位三非寂亦非空。地堂久为初人闭，天路新凭圣子通。除却异端无忌惮，真儒若个不钦崇。”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御赐白银十万两，开始重修南堂，改建为西洋式风格。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京师地震，南堂被毁。次年以葡王斐迪南三世之款第二次重建南堂，重建后的南堂采用了当时在欧洲非常流行的巴洛克式建筑风格，教堂屋顶做穹窿状。
雍正八年(1730年)京师地震，死伤约十万人，雍正赐银一千两从事修理，南堂受损，后第三次重建。雍正年间(可能是雍正十年)，南堂一度曾被关闭。乾隆四十年(1775)南堂失火，建筑尽毁，原顺治和康熙帝为南堂御书的匾额及对联也全部被烧毁。乾隆帝赐银一万两用于恢复教堂原貌，赦令照先帝所赐之原貌加高加大重建天主堂，并恢复所有皇帝亲笔御题之匾额和对联等。并且手书“万有真原”的匾额赐予教堂。
道光十八年(1838年)，清政府取缔了天主教在华的一切活动，宣武门天主堂被查封，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清政府依据中法《北京条约》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十二月二十八日，废除了对天主教的禁令，将南堂启封，法军将其重新修葺开堂。道光二十六年，南堂被归还。1860年南堂重新开堂。1900年6月14日南堂在义和团运动中又遭焚毁，后八国联军进京，清政府被迫签《辛丑条约》，外国传教士用庚子赔款重新修建南堂，光绪三十年建成为南堂第五次重建，此次重新修造大堂及其附属房屋，即为现在南堂。
解放后，南堂成为中国天主教徒自己的教堂。1959年南堂成为北京天主教爱国会所在地，南堂成为北京教区的主教堂。“文革”时期，南堂作为玩具加工厂使用，建筑未被损坏。1979年重新对外开放，恢复正常的宗教活动。同年南堂被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9年市政府对南堂进行了修缮翻新。现在，南堂是北京教区行政管理机构所在地，也是国内外信徒的主要宗教活动场所。
巴洛克风格塑造的人文景观
南堂建筑面积约1300平方米，附属建筑约400平方米。坐北朝南，由有东、西两组院落构成。中式大门面临前门西大街。中式的山门、配房与欧式的主堂交融在一起，堪称东西方文化结合的典范之作。大门内迎面是圣母山和屹立在鲜花丛中的圣母玛丽亚雕像，神态慈祥庄严。南堂大门面阔三间，进深七檩，前后出廊，过垄脊灰筒瓦，铃铛排山。明间实榻大门两扇，中槛置门簪四枚，阶条石铺地，两次间为值房，前檐柱装修卷草纹雀替。两侧有倒座房共五间，东三西二，硬山顶花瓦脊，干槎瓦屋面。
教堂院内满是如茵的绿地和挺拔的树木，中间以十字甬路分隔开来。教堂建筑宏伟高大，虽不如北堂富丽堂皇，却也多了几分古朴与素雅，显得更为庄严肃穆。院内迎门有小影壁一座，东侧有叠石堆砌的圣母山一座，正中立有圣母玛丽亚雕像一尊。过北侧券门，二进
院内有北房11间，西房9间，过垄脊合瓦屋面，前出廊，是神职人员起居用房。
过圣母山东侧的拱券门，便进入东跨院。东跨院是教堂的主体院落。南侧有一西洋式门楼，半圆形拱券门，两侧砖壁柱装饰，上承双层檐口，顶部饰以十字架。此门平时不开，只有在举行重大宗教活动时才打开，以便疏导人流。教堂前有长方形的月台，月台两侧置两块残损的碑石，碑刻文字已斑驳不清。据史料记载，教堂东侧石碑是清顺治十四年(1657)二月立，碑文是刻有汉满两种文字，清世祖御书的《御制天主堂碑记》。教堂西侧的碑文记述了利玛窦和汤若望两人的事迹及建堂的历史，诉说着南堂数百年的沧桑传奇。
主堂建筑仿西方古典主义风格，典型的巴洛克风格，砖木结构，三个砖雕拱门并列一排，雄伟而庄重。其南北长39.30米，东西最宽处24米，坐北朝南，通体磨砖对缝。该建筑平面略呈长方形，南立面三间，北侧钟楼部分内缩为一间，东西两侧立面各12间。顶部为木制三角桁架，上覆灰筒瓦。主立面(南向)用四根砖壁柱把立面分为三间，柱础为中式须弥座形式，柱头以西洋式涡卷、草叶装饰。明间入口处为拱券门，两侧为砖壁柱承托双层冰盘檐，上置巴洛克弧形山花，正中雕饰十字架。券肩、檐口、山花内部雕以中式卷草、花卉图案。次间人口与明间大门形式相同，仅是开间略小而已。中层每间开一拱券窗，外置雕花窗套，次间券窗稍低，也略小于明间，其上方中层腰檐部分置冰盘檐口，内部雕饰中式卷草、花卉图案。上层为三角山花部分，两次间用巴洛克曲线雕饰。明间下部雕有瑞兽、海水、五星、卷草等中西合璧的图案。上部两侧用巴洛克曲线装饰，中间雕饰圆形宗教徽记，顶部安装十字架。
南堂侧立面共12间，每间用扶壁分隔，顶部檐口为栏杆造型女儿墙。南段8间为信徒礼拜大厅，下部开狭长的券窗，上部开圆形采光窗，窗内镶嵌宗教题材的彩色玻璃。第二间与第六间各开一门。北段四间为主祭台区和钟楼，中间以腰檐分为二层，下层每间开一狭长拱券窗，第二间辟有一门。上层内收为一间，南侧三间各开三个小拱券窗。最北侧钟楼二层开一细长拱券窗。三层即为突出的钟楼部分，平面八角形，每面开一场券窗，铁皮穹顶，上置十字架。
教堂内部空间宏大，宽敞的横厅与纵深的中殿彼此相连，浑然一体。为一主两副形式，中间主堂跨度12米，两侧副堂跨度6米。堂内两柱之间以半圆拱券相连。木柱外侧包木板仿大理石纹饰装饰，卷草纹柱头，上承冰盘檐。堂顶悬挂18盏华丽的五彩吊灯。教堂最北面正中，是镏金花纹装饰的讲经台。讲经台后面悬挂一幅巨大的油画“圣母无染原罪像”。东侧副堂供奉圣若瑟像，西侧副堂供奉耶稣画像。在教堂南部建有乐楼，乐楼上安放着钢琴。教堂举行重大宗教活动弥撒时，唱诗班在此唱圣歌。教堂两侧上方，是用五颜六色的彩色玻璃镶嵌的玫瑰窗。教堂大厅里摆放着一排排木椅，可同时容纳四五千人进行宗教活动。
天主教堂西院又称神父院，是神职人员办公、接待、生活的主要区域。院内绿树成荫，小路两侧摆放一盆盆鲜花，显得格外恬静。天主教刊物“天光”报的编辑部和“天爱”诊所也设在院内。平日来南堂的人并不多，但一到星期天来南堂做弥撒的信徒便络绎不绝。每当举行弥撒时，教堂钟声响起，神父高亢的声音在教堂里回荡，圣歌队的歌声飘扬在教堂上空。每逢圣诞节之际，南堂便张灯结彩，彩灯彻夜不息，大门洞开，迎候着四面八方的宾客。尽管是寒冬季节，教堂内外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已成为北京城一大人文景观。
传播窗口促进中西文化交融
南堂是北京建筑史发展的重要见证，也是北京近代史、基督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南堂自1605年始建至1904年重建，300年间共历经5次大规模重修。其建筑形式也由中国传统宅院式，向西洋式风格转化，最终形成近代折衷主义巴洛克形式。南堂建筑形式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300年间北京建筑史的发展过程。
从“首善书院”到初建时的礼拜堂，再到巴洛克风格的教堂建筑群，南堂的蜕变让人感觉到了它的神秘和威严。加之其建筑体系内的天文台、藏书楼、仪器室和传教士住宅等，让文化的元素更为多变，更为活跃，更让南堂丰富了自身的内涵与底蕴。至今，已有四百多年历史的南堂，不仅是天主教在中国内地传播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在中西文化的交流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其自建立就是传教士开展教务的中心场所，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媒介，为中国带来新奇的西方科技和艺术的同时将中国文化带到西方，促进了中西双方的文化交流。
南堂是西方科学进入中国的窗口。利玛窦作为来中国的第一个西学代表人，第一次正式向中国介绍了大量的西方科技，他与徐光启共同翻译的《几何原本》在中国科学史上有重要位置，梁启超称其为“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此外，利玛窦还与徐光启合作而成《测量法义》，与李之藻合撰《同文算指》、《圜容较义》，并独自撰写《乾坤体义》等介绍西方科学的书籍。这些书籍除了在中国广为流传还影响到日本、朝鲜及东南亚各国。天文学方面，李之藻在呈给万历皇帝的奏疏《请译西洋历法等书疏》中提及西学中“言天文历数有我中国昔贤谈所未及者，凡十四事”，其中包括地圆之说、推算七大行星直径的方法、日月交食的成因及计算的方法、纬度一度的距离等。在地理学方面，利玛窦绘制刻印世界地图，庞迪我测量广州至北京的各个城市的纬度。在水利方面，徐光启与熊三拔合写《泰西水法》介绍提水工具和修建水库储水方法。通过南堂和传教士，西方的数学、天文学、水利学、地理学等进入中国，促进了中国科学的发展。
教堂促进了中学西进。西方传教士在传播教义的过程中，把中国文化介绍到了西方。明末清初时期，传教士为了更好地传教，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研究中国的文化典籍，将中国的经典名著翻译成本国文字。利玛窦就曾把四书翻译成拉丁文寄回国去。康熙年间传教士将《大学》、《论语》译成西文出版，比利时传教士卫方济的《中国哲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古代哲学思想，中国的医药学也被传教士传到西方。南堂及后来在北京建起的北堂、东堂和西堂等，一起见证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
南堂作为天主教北京“四大教堂”之一，对于传播西方近代科学和促进中西文化的融合，起到过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它在近代史上成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民主运动的重要史迹，也是北京旧城的重要地标性建筑之一。
结束语
北京宣武门教堂只是历史上传教士在中国土地上建立的许许多多的教堂中的一座，与中国土地上的所有天主教堂一起，构成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正如余三乐所说：“历尽沧桑的北京的几座天主教堂，像历史老人一样，见证了那个时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盛况，同时也见证了两种文明冲突与碰撞的悲剧。北京天主教堂的历史，也就是从一个重要的侧面反映了天主教发展与挫折和中西文化交流与碰撞的历史。”
今日的南堂已经成为重要的外事服务窗口，成为中外友好交流的桥梁，在举办宗教活动的同时，也承担了大量的民间外交工作，每年接待外宾多达六万人次。主日四台弥撒进堂的教内外朋友多达五千余人次。主日上午10时是为在京的外交使团人员、外国商人、在京留学生及来京旅游者开设的英文弥撒，南堂也是目前北京唯一有英文弥散的教堂。南堂数百年的沧桑是天主教在中国存在和发展历程的缩影。而今，在新的历史阶段、新的社会背景之下，南堂又肩负起新的使命。
